【2018-06】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

开篇的话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出现过许多朝代，有的王朝一统天下，封疆万里；也有的王朝各自分立，割据一方。不论是哪个朝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皆设置有自己的统治中心——都城。这些都城是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王朝发展最繁荣的地方，也是社会影响最广泛的地方，如汉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元明清时期的北京。

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数都是经过精密规划才建造起来的。而在古人的都城规划中，中轴线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一座都城是这个朝代的核心，那么，中轴线就是这座都城的核心，也就是一个朝代核心中的核心。当然，历代都城的中轴线并不是同样的模式，而是随着历史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的。今天北京的中轴线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发展变化的最终见证。

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生命线，在城市发展史与建筑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给予其高度赞誉。他说：“贯通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

北京城的中轴线是一曲用建筑演绎的华丽乐章，这样的比喻恰当而富有意义。当然，这样的优美乐章也是有其前奏的。北京中轴线的完美呈现，离不开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发展与积累，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探索。

何谓中轴线

中国古代文献，并没有明确提及“轴线”一词，更别说“中轴线”了。直到清末民初，著名建筑学家乐嘉藻在其代表作《中国建筑史》中提出，“中干之严立与左右之对称”。这是在描述中国古代建筑布局的特点而涉及到后世所谓的“中轴线”。而真正明确提出“中轴线”这一概念并阐释其文化内涵的，则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绪论中指出，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布局以多座建筑组合而成，其最突出的，就是主要中线的设计。一切建筑元素都是根据这条中线而布局。1951年，他明确指出，北京的城市格式就是中轴线。他将“中轴线”描述为：“南北向布置，主要建筑排列其上，左右以次要建筑，对称均齐地配置。”从这两位建筑学家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轴线”构成的基本要素：中线之成立、南北向布置、对称均齐的配置。

“中轴线”概念与方位思想的统一是有历史来源的，并非凭空而造。“居中”与“面南”观是中国古代思想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为政》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吕氏春秋·慎势》论及古代社会城市（或聚邑）布局方式时，这样写道：“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是中国古代“居中”观与宫廷建筑的深层融合，为“中轴线”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开创。《周礼·考工记》所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则把这一思想与理论在都城营造方面发挥到了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程度。后世都城“中轴线”设计，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真正把它赋予实践意义的则是北京中轴线的规划与建设。当然，这有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轴线的形成及发展

推动中轴线理论产生的重要因素是城市的出现。河南偃师商城就是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布局的一种开拓。当然，我们还无法把它当作中国古代都城建造过程中对中轴线的自觉设计。因为，整个商城遗址，仅在宫城布局中具有轴对称特点，且这条所谓“中轴线”并未贯通整个宫城南北。直到秦汉大一统，都城文化进入飞跃式的发展时期，中轴线的设计才在汉长安城的布局和营造中，典型呈现出来。

对于汉长安城是否有中轴线，以及中轴线的具体指向，学术界一直都存在很大争议。之所以出现中轴线认识分歧，原因之一就是把宫城中轴线与都城中轴线混为一谈了。如果从北京城中轴线来看，西汉长安城中轴线只能算作宫城中轴线的一种。从整个长安城布局来看，未央宫中部南北向大道和横门大街这条基线是长安城的实际建筑轴线，但它并不是都城中轴线，因为这条轴线并不位于整个都城的正中。不过，如果我们再放大对其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另外一种布局视觉：未央宫的宫城轴线，如果向北延伸，可由北宫门向北与横门大街重合，东市与西市，恰分列横门大街北部左右；反之，向南延伸，则至西安门，再向南穿过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呈现一种左为宗庙、右为社稷的布局形态。这与《考工记》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轴线设计原则相符。不过，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汉长安城完全采用了《考工记》的设计蓝图这一论断。这条由未央宫的宫城轴线延伸出来的“轴线”，在未央宫位于整个都城南端这一基本事实下，正说明了汉长安城中轴线布局处于宫城轴线向都城轴线的过渡阶段。

汉魏洛阳城营造的中轴线布局，继续沿着汉长安城这一过渡而过渡。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历朝都在洛阳城营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或增改一些名称，或进行修补、完善，但基本上承袭了东汉洛阳城的布局。唐长安城宫城中部为太极宫，正殿太极殿位于宫殿区南部正中，与宫城南面正门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宫城的中轴线。皇城南面正中的朱雀门，北对宫城的承天门，南为朱雀大街直通外郭城明德门，形成了以朱雀大街为全城中轴线的格局。这样，宫城中轴线与都城中轴线达到了融合，基本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可以说，唐长安城中轴线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正式形成。

在辽南京城基址上，仿照北宋汴梁宫阙制度，同时也接受和继承了唐长安城的一些规划元素而扩展形成了金中都城，从宫城南门应天门向南，出皇城南面的宣阳门，直达大城南面的丰宜门，出现了相当于贯通全城的中轴线的一条御道。这可视为北京城中轴线之肇始，但却不是北京主体中轴线。因为之后的元大都城并不是在金中都城的旧址上规划兴建，而是另觅新址，重新规划建设的一座新城。

北京城的中轴线，在忽必烈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开始营造大都时确定，至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拓展京师外城后定型，成为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最完美布局。它的特征之一就是宫城轴线与都城轴线合为一体，整个城市系统均以轴线对称而网格化。

北京城中轴线的“四美”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这是梁思成先生给予北京城中轴线特殊的美誉。这种壮美秩序，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天人合一的神圣之美。在北京城中轴线上，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谓处处皆有体现。如明初紫禁城三大殿分别为“奉天”“华盖”“谨身”。“奉天”就是奉天之命行使权力；“华盖”意思是护卫皇权；“谨身”是指训诫自身以保帝业永固。明嘉靖年间，又更名为“皇极”“中极”“建极”，依据的是《尚书》“皇建其有极”之说。清代再一次更名为“太和”“中和”“保和”，取《周易》“保合太和乃利贞”之说。“太和”二字，更象征着天朝秩序的最高境界——和谐。古人对天和天象的崇敬原本是一种自然崇拜现象，后来逐渐被赋予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北京城正是这一规划理念达到登峰造极的产物。

礼乐合一的秩序之美。在中国文化中，礼的出现一直伴随着乐。简单来说，乐追求的是和谐，礼追求的是秩序。北京城中轴线体现了封建等级的森严和王权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这种关于中轴对称均齐的历史嗜好与建筑形象，不仅具有礼之特性，而且具备乐的意蕴。如果由南至北完整走过北京城中轴线，我们就会感受到，北京城中轴线就像一曲恢弘的乐章。从永定门这一序曲开始，到景山这一最强音，最后缓缓进入鼓楼和钟楼这部乐章的尾声。这一组空间组合，真正体现出一种抑扬顿挫、富于变化的韵律美。

以和为贵的包容之美。文化在各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是“以和为贵”的和谐之美。紫禁城中不少建筑的取名，都使用了“和”字。上面提到的“太和”“中和”“保和”，也体现了统治者渴望“以和为贵”的理想和情怀。此外还有太和门、熙和门、协和门等。在这条长达7.8公里的中轴线上，共有建筑单元16个，既有城门、道路，又有宫殿、坛庙，还有苑囿、市集，可谓建筑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这些建筑单元依其功能不同，有高有低，错落有致，进而形成了既有规律的重复，又有组织的变化，体现了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求统一的均衡包容之美。

水城相融的自然之美。历代北京城的选址、设计都离不开水。从蓟城开始至元大都城建造，无不遵循这样的城市建筑法则。最早出现的王国都城蓟城，是依托莲花池水系而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从金中都城到元大都城城址的变迁，预示着城市与水关系的一个大调整，即从莲花池水系转移到了高梁河水系。北京城中轴线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形成了北京独具特色的皇家文化和市井文化。皇家占据着中轴线上“水”的最精华部分。以三海为代表的皇家园林成为中国造园艺术中的精品。除了皇家太液池外，北京城中轴线上也分布着属于民间的水面风景区，即积水潭—什刹海一带。水与城市融合而产生出来的自然之美，是北京城中轴线文化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靳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