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年（2）

“拼命黄郎”——“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黄大年办公室。茶几上一盆淡黄色的菊花，幽幽地开着。沙发靠门一块白板上各种公式和图形，定格了主人当时的学术思考。

墙面上一张巨大的表格吸引了我们，它覆盖整面墙甚至一直延展到天花板——这是黄大年2016年的日程表，密密麻麻：

赴西北地区指导地方科技建设；到发达地区指导经济转型；省内部分地区调研地方产业转型；“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评审……

回国７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他出差有个独特的习惯，常常订夜里的航班。

“白天开会、洽谈、辅导学生，到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就坐午夜航班去出差，即使在飞机上，他还在改PPT，因此人送绰号‘拼命黄郎’。”

“拼命黄郎”的一天大多是这样度过的：

早起，冷水洗脸，一大杯黑咖啡，转头埋在小山似的资料中。

中午，大家去食堂，他盯着电脑喊一声：“两个烤苞米。”没有烤苞米，他就从书包里掏出两片皱巴巴的面包。

下午，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校内外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找他请教。

半夜，他不出差就加班，有时还会和一些专家电话交流。

“黄老师经常会接到一些单位的电话，就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棘手问题征询意见，时间多半是在后半夜。”

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中船重工、浙江大学……多个部门和机构里，我们都能找到和黄大年相熟的专家。就连黄大年团队里的成员，也很难搞清楚黄大年同时在承担多少工作。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担心：“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这么下去，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

这位“拼命黄郎”却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恨不能一分钟掰成八瓣儿用的“拼命黄郎”将自己的生命发挥到了极限。昏倒和痉挛的频率增高了，劝他去体检，他总以忙来推脱……

黄大年陀螺一样转着。墙上，2016年11月的日程表记录着他生命中最后的行程：北京——宁波——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成都。

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之后再没任何记录。看着我们疑惑的眼神，黄大年生前的助手、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于平哽咽了——

那天凌晨2点，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

“病人什么情况？”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室内，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问同行的人员。

“胃很疼，在飞机上就昏过去了。”

“他吃什么了？”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皱皱眉头，伸手想抽出病人怀里抱着的笔记本电脑为他做初步检查，却被对方抱得死死的。黄大年醒来第一件事就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然后长舒了一口气，对旁边同行的人员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天刚擦亮，黄大年就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病房。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一边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检查结果出来了：胆管癌。

肿瘤已蔓延到胃部和肝部……

“他为什么这么惜时不惜命？”

采访中，我们问过许多人这样的同一个问题。

著名科学家施一公最了解这位老友：“在科学的竞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大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就是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成为黄大年玩命工作的动力来源！

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常态，他努力想超越最先进的成果，他就得加班加点地付出。他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才能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

也许，这就是“拼命黄郎”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