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4）

（二） 两汉至唐宋期间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是中国中原王朝与缅甸古王朝的边疆推进和反推进的中磨合而成的。

1．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两汉时期西南边疆的拓展及其治理经验

（1）汉朝廷在西南边疆的行政设置及其原则。汉王朝是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及与此相伴的国家边疆在西南方向的早期扩展比较快的时期，此前与西南因“道塞不通”而联系较少。据《史记》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汉时，巴、蜀、广汉、汉中四郡开通了，汉廷“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战国时，楚威王曾派庄蹻沿长江而上，攻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兵至滇池。因秦随后取得巴郡和黔中郡，庄蹻只有“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在夜郎、滇等地设立的郡县，秦始皇派遣将军常頞率军筑路，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并在这里设置了一批官员。汉时，汉廷边界主动退至蜀地。巴、蜀百姓暗通滇界“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推动中原王朝力量向西南扩张的动力是商业和朝廷对边疆安全的需要。汉武帝建元初，番阳县令唐蒙了解到南越人用财物想使夜郎附属，便上书朝廷，言南越王“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有西南图霸之心，建言朝廷“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为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唐蒙至夜郎，劝说夜郎及其周边小邑接受汉派官员。唐蒙回报后，朝廷在此设了犍为郡并派工兵开通从僰到牂柯江的道路。司马相如也进言“西夷邛、筰可置郡”，朝廷“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西南夷”。自此汉廷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都尉，十个县，划归蜀郡。

从汉廷治理西南边疆的布局看，其策略是众分其势，不使一家坐大。具体说就是使夜郎与南越这两个大邑之间保持力量平衡。唐蒙曾在长安询问蜀商了解蜀与西南的商道，了解到

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乃给朝廷上书建议联合夜郎制服南越：

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

朝廷采纳了唐蒙的建议，“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尽管汉廷的西南边疆大幅南进，但司马迁还是看透这些边邑“属国”的对汉廷的两面性，补充说：“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

西汉武帝时因北方匈奴大举南犯，武帝撤销了在西南夷的官吏，只在南夷、夜郎置留了两个县和一个郡。汉廷控制虽退出西南，但在反匈奴的过程中，汉廷对西南的认识反而扩大到印度。公元前122年（西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得知大夏东南相距数千里、邛县西二千里有“身毒国”即印度。汉廷派有十几批人从云南方向西寻印度，均在昆明受阻。后南越反叛，汉廷派兵镇压后又将原邛都设为越巂郡，筰都设为沈犂郡，冉駹设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其间滇王“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他们联手与汉廷作对，汉廷出兵消灭了劳浸、靡莫，滇王归降并“请置吏入朝”。自此汉廷在滇地设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司马迁一语道破汉廷西南治理中扶弱抑强、保持战略平衡的经验，他说：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这是一条贯穿整个中国边境治理中的重经经验，用清乾隆的话说就是：“边夷固当将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骚扰内地可也。”

行政区域设置的第一要义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政治稳定。西南行政建制的确立，是中国西南边疆形成的物质前题，在此前提下渐次形成了中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