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3）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曾有过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其中的重要考虑就是南下通道畅通。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大老远过来展开对缅作战，也是为了堵住这条通道。中日双方争夺最激烈的还是保山至瑞丽的这条主干通道。

明代之前，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入日本之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抗战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

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后即征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了经伊朗进入欧洲、经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之外，在中国大西南，由云南经缅甸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也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这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开出的滇缅交通运输线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参与，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活了。

如果将中缅边境沿北纬25度分为北南两段的话，中缅边界的北段为青藏高原南部的高黎贡山所分隔。此段为横断山脉西部断块带，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碰撞及板块俯冲的缝合线地带，是著名的深大断裂纵谷区。山高坡陡切割深，垂直高差达4000米以上，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与中印间沿喜马拉雅的陡峭南麓形成的大部分边界相似，中缅北段边界也不具有交界国间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地理条件。纵观历史，中缅之间出现大规模边界纠纷的多集中在北纬度以南即云南保山以南与缅甸掸邦以东的地势相对平缓的边界地带。元朝始，缅中边界争夺出现日益频繁的地界拉据形势。

缅甸地理形势是南北长东西窄。西面的若开山脉（亦称阿拉干山脉）和东面的掸邦高原的西东夹挤使缅甸的南北狭长的地形更加突出，这从地缘政治上强化了缅甸国防的脆弱性：中国有多个战略枢纽，在缅甸，控制了曼德勒，几乎就控制了缅甸整个国家稳定的枢纽。这使得缅甸古代国都和战场都比较集中在曼德勒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