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李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中美关系（2）

1992年美国大选，当时在野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对谋求连任的共和党总统老布什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其中一个重要的抨击就是对中国太软弱、对中国太绥靖。总之，到了1993年，比尔·克林顿取代了对中国相对温和的老布什，成为新的总统，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审议，即：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国会在年度审议中以多数票通过决议不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老布什总统动用了总统的否决权，把这项决议给否决了。最终，剥夺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就没有通过。这个事情成为当时民主党包括克林顿攻击老布什的一个重要案例。所以，克林顿就任总统之后，我们其实是担心的。果然，1993年就发生了银河号事件，当时情况很糟糕。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转机？就是1993年11月，首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中国第一次参加APEC活动，当时实现了江泽民和克林顿的首次正式会晤。形势开始发生变化，1994年克林顿宣布对华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到了1995年，克林顿政府抛出了一个著名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Policy)。大家想中美关系一帆风顺，对不对？但实际上就在克林顿连任的前后，中美关系遭到了重大挑战，这个挑战就是1996年台海危机。但是到了1997年11月，江泽民同志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1989年后的中美关系全面回归正轨。1997年11月，国际社会还有一个微妙变化，那就是中国领导人访美的同时，日本和俄罗斯实现了冷战之后的第一次会晤。江泽民同志向克林顿总统发出了邀请，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克林顿当时来了一个星期，访问了西安、北京、上海、香港。他到西安说要了解古代中国辉煌的历史，到北京是正常了，到上海了解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到香港意味着什么？1998年6月，香港回归不到一年，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对于香港回归中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1998年6月，克林顿访问香港，表示了美国对香港回归中国一个重大认同。克林顿的这次访问，在之后的多年里在美国国内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又担任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批判了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政策。她认为，克林顿访华的最大问题是，第一，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待了一个星期。大家注意到，特朗普上次来停留了两天，而且特朗普来华之前去哪儿了？先去日本，再去韩国，从中国走了之后去了越南，从越南走了之后去了菲律宾，中国是亚洲五国之行的第三站，而且只待了两天。而当时的克林顿待了一个星期，更要命的是他直接从美国飞过来，又直接从中国飞回去，伤了其他亚洲盟友的心。这段时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所以，这表明中美关系总体来说是在发展的，但绝对是很复杂的。果然，也就是不到一年时间，建设性得到了充分的印证。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中国坚定地站在南斯拉夫人民一边反对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干涉。1999年5月8日深夜，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美国飞机给炸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波折。中美正在进行的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候，也因此暂停了几个月，但是到了1999年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入世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尽管中美关系有这么多波折，但是，整体来说是有一个既定的趋势。

在2000年美国大选，我们希望能够将中美关系持续向好的势头维持下去。没有想到，上台的是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而小布什在竞选的时候抨击克林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中国太好了。小布什认为，美国与中国是竞争对手（rivalry），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使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而且雪上加霜的是，2001年4月1日，中美发生了撞机事件，撞机事件处理得很不愉快。在2001年夏天的时候，也就是小布什担任新总统的头一个半年里，中美关系确实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历史总是和人开玩笑，到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被大家强烈批判的“9·11”恐怖袭击。首先我要声明，恐怖袭击是人类的公敌，但是“9·11”恐怖袭击在客观上让中美双方找到了共同利益，让小布什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然后，到了2001年10月，小布什和江泽民同志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上海APEC峰会上，这是中国首次作为东道主主办APEC峰会。虽然亚太自贸区还不成熟，但作为一个多边的平台，进行双边关系沟通也是很管用的。这次在上海的会面，更加坚定了小布什认为中国并不是原来设想的竞争对手的决心。而且几乎同时，他在阿富汗开启了反恐战争的历程，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在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进行着艰难的准备。这个艰难准备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准备，而是政治准备。因为当时很多国家反对这次战争，尤其让他头疼的是他的传统盟友的坚决反对。到了2005年、2006年，美国在伊拉克的局面越来越难以收拾。小布什的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后来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对中美关系给了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英语是Responsiblestakeholders。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stakeholder是什么意思？它有点接近我们今天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stakeholder的直译是股份持有人。小布什认为克林顿提出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太空洞，太抽象，所以他认为他讲得更具体、更实在，那就是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美关系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尽管很曲折，但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趋势。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在拉萨发生了“3·14”事件，以此为借口，当时一批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抵制，但是小布什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美关系进入了建交30年来最好的阶段。

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他一上台就发现小布什的外交出现了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伊拉克战争，所以他和当年尼克松总统一样提出要体面地撤出伊拉克，这是他对美国人民的一个承诺。第二个问题是，小布什八年来在亚太地区过于忽视，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做大。所以，奥巴马一上台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导向，一开始叫“重返亚太”，后来叫“亚太再平衡”。“再平衡”是什么意思？“再平衡”就表示过去曾经不平衡。为什么不平衡？因为美国忽视了中国的挑战，对中国太温和。所以，一边是奥巴马在搞“亚太再平衡”，另一边中国外交进入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时代，双方就这样撞上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中美关系可以说和之前的小布什时代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美国为什么觉得我们在亚太做大？一是我们经济增长了。比如说，2017年中国经济相当于美国经济的60%，从20多年前的1:12到6:10，那么美国有了深切的危机感。另外一个是，小布什在任的8年间，他在中东防恐，我们在亚太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先建立了“10+3”，即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的对话机制。2006年,日本则倡议在“10+3”的基础上,引入印澳新，变成了“10+6”。奥巴马上台之后就提出“亚太再平衡”，我们当时还在想，万一他提出要加入“10+6”，让不让他入群呢？结果，美国什么都没加入，人家自己单独建群，搞了一个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原来是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开始谁也没注意它，结果奥巴马和希拉里独具慧眼发现了它。于是，美国另起炉灶，搞起了TPP。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外事活动，就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4年APEC北京峰会）。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当时TPP实在太强势了，我们特别需要定一个基本基调，那就是将来如果出现亚太自贸区一定是以APEC为基本的制度平台，而不是以TPP。这是APEC北京峰会的一个重要意义。从1994年到2014年，20年时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先不看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我们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发展。假如说APEC是一个群，之前大家说群里要搞经济一体化，我们说要谨慎谨慎，其他更多就是联系群友而已。20年之后我们提出如果要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一定是以APCE这个群为基础，可能我们变得更加主动了。

第四个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现在，我们在后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部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