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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李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中美关系

熊李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系主任

熊李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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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课题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美关系”,很显然有A与B两个观察对象。但是,我并不打算简单地就第一部分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第二部分讲中美关系,我想还是将两个对象有机结合起来观察和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最重要的外部问题——中美关系,也可以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更好地解读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我们要了解一些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色?关于特色,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那就是中国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外交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角度,当然我想,更重要的角度是一个纵向的视角,那么纵向的视角就是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周期来观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纵向的比较可能更加显示出自身的特色,因为我们现在讲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我们更多的还是求同存异,因此我们讲自己的演化和发展,能够更加显示出我们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特色。

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

我们要讲中国外交,实际上回到一个本源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我们这里的中国特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到2018年的69年,我们可以通过分时间段的方法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我们观察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我们称为革命外交时代,我们与世界体系关系总体呈现负向认同;第二个阶段,相对来说时间很短,从1972年到1978年,这是一个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2012年,被称为现状外交,或者说维持现状、认同现状的外交,与世界体系呈现正向认同的关系;第四个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现在,是我们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样一个时代。

第一个阶段(1949—1971),革命外交。革命外交,说到底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入不了伙”。我给本科的同学讲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我讲我们在1971年之前没有“球籍”,也就是我们在国际法这个层面上相当于一个“黑户”,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获得足够的外交承认。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国家,除了有领土,有人民,有政府,还需要有外交承认。外交承认,相当于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证。那么,最重要的外交承认是什么?联合国的外交承认,就是联合国接纳你成为联合国成员,这表明你真正成为地球上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就成立了,但直到1971年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外交承认,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被当时的世界体系主流所接纳。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简要观察。可以看到,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有10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到了1953年的时候,共与20个国家建交;而到了新中国成立20周年,也就是1969年的时候,我们也只与49个国家建交。49个国家,不到当时联合国成员国数量的一半。也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们被世界体系所接纳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开始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从之前一个“旁听生”,到今天变成了拥有正式学籍的“学生”。1971年很重要,那么这与中美关系有什么联系吗?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是有联系的。当时,美国给我们“使绊”,使了个什么绊?美国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句话错了吗?这句话没错!中国当然重要。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这句话是有其他用意的。因为被认定为“重要问题”的提案,在联合国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如果不是“重要问题”,那么只需要简单多数即超过一半就可以通过了。所以,当时的美国不能说我支持你,但他也没有直接反对,只是说你的问题是“重要问题”,也就是说你有本事就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如果你没本事,只有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拿到,就自认倒霉,也不能怨我。但是,我们广大的朋友在联合国大会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中国席位是重要问题的提案是不是重要问题。之后,通过表决认为中国席位是重要问题的提案不是重要问题,所以在联合国大会上以简单多数否决了美国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最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提案以压倒多数得到了通过。197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只有54个,我们怎么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票呢?当时还是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与我们建交,但还是支持了我们,因为他们能预见到中国要进来了。

第二个阶段(1972年—1978),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与过去的革命外交阶段有所不同。一个变化是,我们正式加入了地球的“球籍”。另外一个变化是,中美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越南战争,打得非常辛苦。196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表示不竞选连任。真正的原因是,他知道他肯定选不上。所以,1968年大选结果毫无悬念,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约翰逊的副总统)。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任后,就开始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他的竞选承诺就是美国要体面地退出越南战争。尼克松认为中国很重要,他发表了著名的“五大力量中心”说,认为有五大力量中心共同决定世界前途,这五大力量中心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苏联、欧洲(欧共体)、中国、日本。当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在尼克松当上总统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地球的“球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美国总统居然说我们是力量中心,所以这是第一个信号。也就是,他在国内实际上已经开始敲打,说要解决美国最重要的外交问题需要其他力量中心的配合,其中就包括中国。所以,自1970年,中美开始了外交上的接触,包括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也包括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来做铺垫。我们不要小看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当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他作为美国总统来访问一个他认为并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权,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此,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启了中美关系解冻的进程。所以,我们叫过渡阶段。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尽管中美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在北京设立了联络处。这个联络处相当于一个半官方机构,是双方政府进行沟通的一个渠道。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从1975到1977年曾在北京联络处当主任,他当时有一个爱好,就是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遛弯,以至于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来中国访问,中国政府送了他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以纪念这段美好的时光。这时期,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但仍然有过去的惯性,整体来说,革命外交的一些传统仍然存在。中美之间没有建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台湾问题的困扰,美国不愿意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而我们对美国方面提出了三点要求、六个字,就是断交、撤军、废约。美国没有办法同意,当时我们就这样搁置下来了。所以,我们称这段时间为过渡阶段。但是,这个时期里,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确实已经打开了。1970年,与我们建交的国家只有54个,而1977年已经达到了110个。这个时候,联合国成员的绝大多数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第三个阶段(1979—2012),现状外交。我们和世界开始拥抱,全面进入世界体系。我国国内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在国际上,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这就是今天台湾问题的底线。当然,美国后来又有所反复。我们把1979年到2012年称为现状外交的时代,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一成不变,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30多年。

总体来说,从国际制度参与的视角来看,什么时候我国在制度形式上完成了对世界体系的融入?标志性事件当然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经济制度的最根本制度。2001年12月,也就是在改革开放23年之后,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制度融入的进程,中间是非常波折的。比如说,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答应了我们的三项基本原则,却在1980年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另外,最大的波折还是发生在冷战结束,无论是我们自我的国家定位,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定位,都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坦率地讲,对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那个时候还是个中学生,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一次演讲比赛,有一个同学慷慨陈词地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12,只有日本的1/7,我年轻的心灵受到了震撼。这个差距是相当大,换句话说,当时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是什么?我们有可能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取代苏联,成为最大的冷战对手,但我们的实际实力却和冷战时期的苏联相去甚远,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差距都是非常大的。如果美国这个时候要开始遏制中国,像对付苏联那样,那我们确实很糟糕。但是,形势还是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责任编辑:张凌洁校对:赵苇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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