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俭：40年，中国一直不变的主旋律（2）

二、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不断深化

一项伟大事业，40年执着坚守，持续探索，不断深化，步步为营，这在世界史上堪称奇迹。这奇迹就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这个事业就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开放的航程历经千辛万苦，改革开放的拓展却从没有停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一步步探索、一步步深化、一步步胜利。回顾历程，我们不难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经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解放思想，启动勇敢探索。4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一份大包干的“生死契约”，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由此，安徽等地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这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以思想解放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就不可能有全国范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1980年，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后又陆续扩大到10个港口城市，从而经济特区变成了14个。

随着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同时，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解放思想、启动勇敢探索的阶段，我们不能忘记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谁呀？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体制，也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种生产关系虽说不是没有好处，但实践证明，它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作为有着10多亿亩耕地的中国，有着许多远古形成的、世界闻名的鱼米之乡，比如洞庭湖畔、杭嘉湖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还有盛产粮食的华北大平原、东北富饶的黑土地，却长期缺粮缺油缺棉缺少农产品。每每回忆起来，简直就是笑谈。缺粮、缺油、缺棉，城市人口凭粮票油票布票供应，是典型的“票证经济”。粮食是粗细粮搭配，大米面粉为细粮，苞米面、小米、高粱米为粗粮，北京人在首都享受优待，粗细粮比例为7:3，其他很多省则是8：2。所谓的细粮面粉是分普通粉和富强粉的。普通面粉蒸出的馒头发黑，包饺子也不好吃，过节包饺子只有托人买点富强粉。大米，做出的米饭米粒都粘合不到一起，也极难下咽，因为多数是南方生产的早稻米。油呢，北京人特殊一些，每人每月半斤油票，其它很多城市三两，还有二两的。家里想炸油饼油条，只有等到逢年过节。布票，每人一年15尺，也就是说每人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只可能换一套衣服。说到这些，年轻人可能觉得很好笑，也不可思议，甚至有的还认为“多吃粗粮少得病”不是很好吗？这是典型的“事非经过不知难”、“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徽凤阳小岗村，1978年以前村里人均耕地4亩多，应该说是很多了，一亩地按照产粮300斤来说，也不至于缺粮吧？可由于当时的体制约束，农民没有积极性，每年产不了多少粮食，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以后几乎家家都外出讨饭。这样的生活，简直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1978年11月24日晚上，这个村的18位村民聚在一起，冒着坐牢的危险，主张实行大包干，每个人在大包干的协议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并许诺：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种“生死状”。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知晓小岗村这18位农民的事情以后，拍案叫绝，随即给予坚决支持，使这18位农民免除了牢狱之灾。而且，万里同志肯定了大包干姓“社”不姓“资”，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还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邓小平同志就评价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那时候，坊间流传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所以，说起改革的起始阶段，真不能忘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

第二个阶段，突破桎梏，架构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使全党逐步从原有桎梏中解脱出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认识并深化。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由此，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到体制架构的阶段。其中，宏观管理体制方面，1994年提出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方案，确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得到加强。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施“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市场体系得到较大发展，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