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提振市场信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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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审势而为的主动选择，给企业减税降费、减轻企业的负担，实际上是提振市场的信心，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前进的动力，是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和全局的利国利民好政策，是民心所向和民心所愿的最大惠民工程，充分彰显出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情怀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自信和底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2018年成绩的同时，强调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认清我国长期向好发展前景；必须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主动预调微调、强化政策协同；必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作为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应根据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主动调整转型，把中央的战略意图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审势而为的主动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近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情况下，不太可能通过外需拉动来改善国内企业的经营状况，而主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通过增强企业和各种市场主体的信心，进一步激发我国市场活力。而在当前，一个关键性的举措是要加大简政减税降费力度。

我国过去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偏向于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进行政府投资，虽然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容易导致政府财政赤字扩大、政府负债水平明显上升，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另外政府投资容易存在效率不高，出现一些重复性、超前性投资，也会对民间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且政府投资过多过大，会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太强，一方面影响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产生市场扭曲，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政府部门和机构随之膨胀扩张，长期看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应更多地从支出端转向到收入端来实施。

所谓从收入端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是通过有意识的主动调低政府收入或增长水平，也就是通过减税降费等财政政策措施，通过减轻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增强它们的盈利预期和盈利能力，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和创新，进一步做大做好国民经济这块“蛋糕”。另一方面，通过减税降费，倒逼政府机构树立过“紧日子”的意识，加快政府机构的精简改革和职能转变，进一步放权简政，建立起高效政府管理体制和制度体系。

此外，无论从财税理论还是从各国财税改革的实践看，虽然实施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短期内不一定就立竿见影地达到提升GDP的效果，有的甚至还会影响到一段时期内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看，由于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和创新活动，从而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反而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显增加。而且减税降费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企业减轻了负担，而且通过减税降费，构建起一个企业负担合理、有利于形成长久活力和经济竞争力的财税治理体系。因此，减税降费确实是当前我国应对诸多挑战，振兴实体经济的最佳政策措施。

我国仍存在进一步减税降费的空间

我国真实的宏观税负水平仍然偏高。由于我国前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减税措施，目前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上升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566.57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0.9%，其中税收收入14436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7.5%，非税收入28207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4%。表面上看，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20.9%的数据都不算是高的。但是，由于我国还存在社会保障保险的缴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各种政府性基金、收费等，所有这些政府收入其实最终的负担都还是要企业和居民个人来承担。

我国企业的税费负担明显偏重。由于在我国税制结构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主体，2017年我国增值税收入达5.6万亿元，占税收比重的39%；企业所得税收入3.2亿元，占税收比重约22.2%，两者合计超过了全部税收的60%，而且我国的各种基金和收费项目也主要是由企业来承担的，因此我国企业负担与各国企业相比，负担是偏重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企业税率的数据中，2015年中国企业实际应缴税费在利润中的占比高达67.8%，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也高于众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按照2017年年末世界银行对各国企业税率的排名，中国更是以68%的税率位居全球第12位。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所用口径还值得斟酌，但我国企业税费负担偏重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相对偏高。目前，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项社会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企业合计达到了29.8%，其中养老20%，医疗6%，失业2%，工伤1%，生育0.8%，个人缴费比例约11%，企业和个人缴费比例合计超过了40%，但就数据看在国际上也属于偏高水平。如果对比我国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看“性价比”的话，缴费比例就更显得高了。同时由于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缴费率水平。社会保险险种设计繁复，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社保基金地区间调剂能力不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保缴费率。

市场主体的无形成本仍然偏重。由于各种税费都需要企业进行申报缴纳，这样纳税缴费的成本不仅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还需要花费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时间和精力等。日前，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较去年大幅提升32位，位列全球第46名，其中大幅提升的重要原因是随着我国税收征管体系施行国地税合并，各地政府部门多措并举简化办税流程，从“一厅通办”到“一窗通办”，企业纳税的便利程度明显提高，无形成本大幅下降，企业感受到的改革红利也更为明显。这充分说明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不仅要关注有形负担，同时也切实减轻无形成本，而且降低无形成本的空间还很大。

切实落实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积极财政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作为当前要抓好的第一项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宗旨的具体体现，应切实贯彻、抓好落实。

在宏观政策调控上要坚持减税降费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们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这一普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各部门都要从国家大局出发，主动拿出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所感受，实实在在享受到减税降费的红利，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发展。

重点减轻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企业税费负担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减税应重点放在主要由企业负担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完善增值税税制步伐需加快。目前，还没有实现三档并两档的既定改革目标。当前，我国增值税税率分为三档，分别为16%、10%、6%。多档税率并存导致税制较复杂，可能引发“高征低扣”和“低征高扣”现象，抑制增值税中性作用发挥。因此，增值税税率结构应越简单越好。企业所得税作为企业负担的另一大税种，也需要进一步完善。需考虑全球企业所得税税率情况，结合实际，适当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可以考虑将企业所得税率从25%降至20%。同时，对目前根据不同行业、企业的优惠标准进行统一规范，使税制更加规范、公平、透明。

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应加快推进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设立全国统一的资金池，提高资金互济功能。此外，加大可划转国有资产以增强社保的资金偿付能力。要按照国务院明确的“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已定部署，在机构改革中确保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稳定，有关部门要加强督查，严禁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违反规定的要坚决纠正，坚决查处征管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同时，要抓紧研究降低社保费率的方案，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降低交易成本和无形成本。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极大激发市场活力的战略举措。今后，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一是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压缩企业开办时间，项目审批时间和进出口通关时间。二是实行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三是创新监管机制和公共服务模式，广泛推进运用互联网互联互通的优势，实行跨部门联合监管和“互联网+监管”，发展“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提供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打造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尽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面“一网通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