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仪休“受鱼而免相”之畏的价值观

《淮南子·道应训》载：“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也。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

这段话译成白话文就是：公仪休做鲁国的宰相，并且特别喜欢吃鱼，一个楚国人买鱼来献给他，公仪休拒受。他的弟子劝他说：“您喜欢吃鱼，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所以我才不接受。如果收了别人献来的鱼，就会被罢免相位。这样，我虽然爱鱼却没有钱去买鱼。如果不收鱼，就不会被罢免宰相，我也能够长期自己供给自己鱼。” 

公仪休这个“不受鱼”的故事，常被现代人与宋相子罕的那个“不受玉”作比较。认为公仪休的“不受”，固然值得称赞，但出发点值得研究，是畏于怕“受鱼而免于相”，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格调不高、境界有点低。按照“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层次分析，属于“不敢腐”，而子罕的“我以不贪为宝”，则处于“不想腐”的高地。

自然，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去框定一个二千多年前古人拒贿的境界，也不应将公仪休教育学生用语的朴实，与子罕斥责行贿者用词的豪气作比较。场景对象不同，说教内容有别，古今亦然。问题是，公仪休的这个“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作为一种管住贪心的拒贿价值观，在今天是不是真的就是格调不高，不足以为训？这倒有必要一议。

无论古今，只要不是嗜贪之人，在寻常物什面前，“不受”并不难做到。但面对送上门的尤物，尤其自己嗜爱的东西，要做到“不受”就需要定力。这个定力，像子罕那样以“我以不贪为宝”，做到从根本上就“不想腐”当然最好。但“洗心无俗情”，这里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有一颗用高尚洗干净了的心，“见理明而不妄取，尚名节而不苟取”。身处尘世、油盐酱醋茶、七情六欲，心灵被尘俗覆盖、污染、蒙蔽，自是学不来、做不到的。显然，这是一个令常人仰视的境界！而就大多数人而言，如公仪休这般，用“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的朴理去打量，从“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的角度考虑，成为“畏法律、保禄位而不取者”，似乎更符合常人心理，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实际上，公仪休这个“受鱼而免相”之畏的拒贿价值观，就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所强调的底线思维。仅据原文分析，至少有三个价值看点：其一，知道风险点在哪儿。“受鱼”就有风险，风险点在于送鱼者动机的不确性，究竟是出于关心，还是包藏着祸心？不得而知。而底线思维要求，凡事必须向最坏处准备。于是，就有了“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的清醒和自警。其二，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儿，就是谨防“受鱼而免相”。于是，“受鱼”便成了风险防控的必控底线。其三，知道自己的坚守点是什么？就是“毋受鱼”，确保“不免于相”，进而获得“虽嗜鱼”又“能长自给鱼”的自由。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故，公仪休“嗜鱼”而“弗受鱼”，与其说是从政官德的胜利，莫如说是底线思维的胜利。

底线思维，本质上是一种自控意识，要义是将风险置于可控、能控范围，凡事自控不了，决不抱侥幸心理。某亿万富翁遗孀以50万年薪招聘一名贴身司机，几百名应聘者技术遴选至最后三人，由老太太亲自面试定夺。她只问了一个问题：要是前面有个悬崖，凭你的技术能把车停在离悬崖多远的地方？第一个说，我可以稳稳当当地把车停在离悬崖1米的地方；第二个说，我可以把车安全地停在离悬崖30厘米的地方；第三个说，我看见悬崖就停下，决不往前走。结果第三个胜出。个中道理并不深奥：不管你驾驶技术有多好，在无可预知的种种偶然面前，所谓的“保险系数”都是侥幸的，而“不往前走”，恰恰正是安全的底线。很显然，老太太的考核已超出了单纯驾驶技术的范畴。

底线思维，其实也是一个自知之明。清楚自己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自己做不到的，坚决不去做，半点不含糊。古代，有个叫鲁南子的人独处一室，风雨交加之夜，邻有美妇前来避雨，鲁南子闭门相拒。美妇说，只要学柳下惠，怕什么？鲁南子回应道：“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始终坚持不开门，有效规避了节外生枝的风险。鲁南子以“吾固不可”的自知，保证了“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的操守，其中所蕴含的同样也是一种底线思维。

《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知底线、守底线。反观古今官场种种龌龊事，说行为人一开始就龌龊不堪，就有的人而言似乎有点冤枉，但说其都源于没有守住底线，则是公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公仪休“嗜鱼”而“弗受”的底线思维，以及“知止”而“后得”的自由，闪现着超越时空的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