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能兼顾、选用结合、管爱统一，建立高素质干部队伍

安邦治国，天下太平。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国理政，关键在人。2019年1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2期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篇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26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文章以宏观的历史视野，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前途的高度，深刻分析了干部队伍的建设问题，指明了今后我们党进行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向。“领导干部”是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会多次提及的群体，有严厉的批评，有善意的提醒，期之殷殷，言之切切。

一、德能兼顾，以德为先，这是古往今来的“干部标准”，更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才观

“德、能、勤、绩、廉”是我国现行的评价、考核、任用干部的五个主要方面，德和能排在前两位，可见两项指标的重要性。

1.德能标准与传统观念同脉。孔子认为，“有才无德，小人也；有德无才，君子也；然德才皆具者，圣人也”。这一思维观念延续数千年，成为中国文化中评价一个人品质的重要方面，一个人无德无能，或是品德不高、水平不够是不足以成为优秀人才的。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这一传统认知，在个人层面中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其中“爱国、诚信、友善”说的就是“德”，而“敬业”可以延伸为“能”。再看古代官员的选拔标准，“贤”和“能”是古代官员选拔的主流标准。原始社会末期的“禅让制”就格外注重“贤”与“能”，汉王朝强调选拔属下官员标准以儒家道德为主；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则推崇“唯才是举”；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以“德才、学识、家世”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隋唐时期开启的“科举制”，用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破除推荐、门第等人为因素。这从科举制一直延续至今，现今全国的高考、公务员的考试被人们称为“国考”，这是公平、公正、公开地选录优秀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由此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无论是官僚需要还是民间评判，“德”和“能”都是衡量人的重要准则。

2.德能标准被历史实践检验。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年代，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现实需要，结合实际提出过诸多选拔干部的标准。1943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延安整风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这一命题，指出党组织选拔领导骨干要遵循“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四则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红”“专”的标准，“红”是对干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要求，“专”是对干部业务上的要求，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到又红又专，二者缺一不可。时任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选用干部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仔细梳理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党的选人用人标准始终是围绕“德”和“能”这两个核心展开的，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领导方法，才使得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

3.德能标准是现实发展所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且是长期的执政党，全体党员干部的素质是支撑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障，这是其一。其二，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艰巨繁重必将长期并存，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极大地考验着每一个党员干部，可以说，“德”和“能”不够，就不可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坚定政治定力，就不可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就不可能对工作极端负责，就不可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更加不可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百行以德为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德问题是做人为官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之江新语》中就指出，“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告诫我们不要担心职位不够高，而应该想想自己的道德是不是完善。德既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为官者无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都要把修身立德作为做人为官的第一准则。从反面来看，纵使能力超群，功勋卓越，无德之人必定是昙花一现。无数历史事实反复说明有才无德者对国家社稷危害极大，诸如和珅之流的“高官”，他们凭借手中的才能或是权力，作威作福，残害忠良，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劳民伤财。纵观近年来落马的周永康、令计划、刘志军、冀文林、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许宗衡、郑少东等一批高官，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在“德”字上出了问题，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忘了初心和使命，以至于贪赃枉法、无法无天，但最终结局是身败名裂。从正面来看，哪怕身居低位，默默无闻，有德之人终究是千古流芳。伟大文豪苏轼，贬居黄州、惠州、儋州，在他政治生命最困顿的时期，却能与底层群众产生感情上的共鸣，面对蝗灾，苏轼深入田间地头，走村串舍，组织民众灭蝗抗旱，生产自救；到海南，劝海岛黎民开垦荒地、多植稻谷，发展稻米生产，推广先进耕作方法，这些行为根源于苏轼的“官德”，成就了苏轼在诗词和“为官为民”上的巅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时，评选出100位改革先锋人物，其中，社区党建和治理创新的探索者茅永红，深度贫困地区带领村民脱贫攻坚的优秀代表余留芬，乡镇基层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吴金印引人注目，他们没有其他家喻户晓的“大人物”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但他们始终坚守在第一线，践行着一名党员的宗旨和初心，这就是最大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