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

丝绸之路是历史，丝绸之路也是现实。最近，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一带一路”建设耳熟能详，这是中国推进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标志。

贯通欧亚大陆两端的道路

众所周知，给丝路冠名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877年首次提出这个名词，其后得到历史学家赫尔曼的响应，逐渐被学术界接受。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探险家在对新疆、甘肃等地的考察中，发现许多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遗物，丝绸之路的概念借由他们的著作传播开来，如今，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超出最初定名时的空间、时间及承载物范围，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然而，在被命名之前，这个将中国文明与西亚及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早已存在。如果去安阳的殷墟博物馆参观，一定会惊叹商代玉器的精美，其实，商周玉器并非产自内地，极有可能是由西戎民族贩运而来。如此看来，最初，丝路可以说是一条“玉石之路”。

到了汉代，张骞凿空的壮举，打通了西域，建立起从中原经新疆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商路，从长安横贯中亚、西亚到欧洲。在这个路网中，此前波斯帝国时期和马其顿帝国时期建造的驿道、城池起着重要的作用，构成丝绸之路的西段。在这条漫长的商路上奔忙的商人主要是塞种人，到了中古时期，则以粟特人为主流。在隋唐时期，商胡成为文献中出现频率甚高的词汇，在诗歌里，胡姬则是流行的主题。宋代重海上贸易，13世纪以后蒙古诸汗国建立，鼓励四海通商，东西方贸易更加活跃。从交通路线发展和交换商品情况来看，这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渐渐活跃起来，出口的瓷器比重增加，进口的香料也开始多于珠宝，形成一条“香瓷之路”。

到了15世纪，随着拜占庭的灭亡，丝绸之路受阻，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商人垄断了丝绸贸易。欧洲人开始的大航海事业，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直接走向东西贸易的前台。14世纪以后，随着《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他的游记成为关于亚洲的重要记录，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都是这部奇书的忠实读者。《马可·波罗游记》也是启发葡萄牙著名的航海王子亨利绘制航海地图的重要参考书。

明朝初年郑和的航海事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远达东非，但是他的航海事业结束之后，也意味着传统海上丝路贸易的绝响。在这一时期，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却基于亨利王子对航海科学和海洋知识的探求，迅速发展起来，他派遣的葡萄牙船舰，到1460年时，已垄断了从直布罗陀到几内亚长达3500公里西非海岸的航路贸易。与郑和船队的政治目标完全不同，对明朝来说，贸易经营是巩固政治互信的手段，只是为了引导南海各国前来朝觐。

1498年，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开始打破丝绸之路的中端垄断权，之前的垄断者是控制波斯湾贸易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商人，以及控制红海的意大利商人。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进入西方市场，在太平洋上扬帆的著名的大帆船，主要输送来自明朝的大量商品，瓷器、丝绸、茶叶大量外销。而欧洲人没有奇珍异宝足以平衡，19世纪以后，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销售鸦片，形成以毒品换取商品的结构，必然导致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最终使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中国以被动的姿态打开国门，沉重地迈出中世纪。

来往于两个平行空间的人们

丝绸之路的历史悠久，贯穿着上古到现在，其间也夹杂着不同文明的特质与发展的取向。张国刚教授的新书《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以丰富的史实、生动的文笔，将丝路的过往娓娓道来，既包涵着丝路，又不仅限于丝路。

全书依时序回顾了自上古到明、清中叶这条中西通道上的风云变幻，其中的知识容量极为丰富，涉及人物、器物、技术、艺术等多方面，通过缜密的分析，以丝路折射出不同文明交汇的关节点，阐述了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丝绸之路上，商品、器物的流动是历史悠久、品类丰富的，关于器物，书中用整整一节总结了在丝路上古往今来的物质交换情况：在多数时间中，都是中原以手工艺品、农产品的丝绸、瓷器、茶叶，换来域外的“珍宝”。从汉代汗血马的神奇传说，到唐代的胡商献宝故事，再到明代官宦人家嗜好珠宝收藏的传统，都反映着这种交换的单向度特征。

除了物品之外，丝绸、瓷器制造技术，乃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的外传以及在域外的发展情况，也在作者描写的视野内。

从上古到清朝，丝绸之路上值得书写的人物、事件不胜枚举，在这个方面，作者的选材颇具匠心。比如，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除了笼统地称之为商胡，有没有更多的史料为他们画像？又有哪些考古学家津津乐道而不为普通人熟悉的材料呢？作者用富有说服力的史料、浅显的文字介绍了一些饶有趣味的知识。如在楼兰城郊的一座东汉古墓中，出土了丝绸残片、汉代的五铢钱、希腊的彩色毛织物残片，上面的头像是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一位手持信件的使者神。又如汉语的“琥珀”一词出自叙利亚文，“珊瑚”则出自古波斯语。这些知识点滴都为理解汉代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提供了佐证。

对于见诸史籍中的诸多胡人，以及在丝绸之路上西游的著名人物，如张骞、甘英、法显、玄奘等人，书中除了对他们的事迹进行梳理，在作者条分缕析的描写中，点明了这些重要人物的作为与付出的卓绝努力，以及个体的壮举与时代背景的关系，令人茅塞顿开。这些阐述使历史人物变得立体而真实，那些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也通过对人物的评述越发清晰。

及至16—18世纪，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担负起重要的使命，他们带来西方的地理知识、天文仪器、计时仪器、乐器等，期望以知识作为传教的手段，这些激起了部分士人、官员甚至皇帝的好奇心，但没有也无法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潮流。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却能对所接触到的片面的中国知识加以利用，促进社会转型。

同一条通道，对中国和欧洲的影响完全不同。对于中国人来说，域外之地输送的各种珍奇是有吸引力的，但对“西域”“西洋”“泰西”，并无仔细打量的兴趣。16世纪初，明朝官员开始接触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但他们对这些国家的名称甚至都没有兴趣弄清楚。与此同时，欧洲人眼中的东方却在不断变化，到了18世纪后期，中国开始被作为“非印度”而关注，西方认识到以中国内地为核心，包括朝鲜、日本、中南半岛的儒家文明圈的存在。最终，中国文明成为了“东方”的本质特性，这个确定是对中国地理位置、文化和宗教特征认识清晰的结果。

文明互鉴推动进步的动力

回到在丝路上开展的中欧贸易，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历了从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的历程，中国物产从食物、矿产、家居用品到玩具都很受欢迎。17—18世纪的欧洲钟情于“中国趣味”，在室内装饰、园林景观等方面有大量对中国元素的文化借用。在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中国趣味是异国情调的重要代表，上流社会以收集和展示中国瓷器为时尚。18世纪初，茶叶成为英国人的社交生活新宠。到1722年时，对茶叶的进口价值已经超过了丝织品。到了18、19世纪之交，饮茶的习惯在英国普及开来，就连产业工人也依赖茶叶来消除疲劳，支撑辛苦的工作。

中国文化与欧洲不可忽视的巨大差异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中，如棱镜一样折射着欧洲人的需要。16、17世纪，欧洲人试图寻找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似性，对中国的评价以赞扬为多；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作为“他者”的特征突显，关于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看法，也被19世纪以后的欧洲学者继承，他们将中国文明的价值定格于“历史性”这样单一的角度，停滞的特征被格外强化。由此可见，欧洲总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不断对他者进行“误读”，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惯性。

从梳理、解说丝绸之路的常识入手，本书不仅提供饶有趣味的历史知识，热点话题背后的历史真相，也立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效果，思考由此而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共同的命运，恰如历史上羌笛驼铃络绎不绝、天方海舶不畏远途。本书钩沉史实，缜密书写，为读者了解这一恢弘、壮阔、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挥史笔、说文化，古往今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决定，莫不来自历史的源流又受到现实的深刻影响。钩沉丝绸之路上的史实，并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历史的陈霜，更是在回望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作出的突出贡献时，清醒地认识到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意义，这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动力。《胡天汉月映西洋》一书，梳理了自上古时代到大航海时代以来丝绸之路这一重要商贸通道的历史，为理解今日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历史的深度与文化的广度视角。一言以蔽之，“丝路沧桑三千年”就是文明交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