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政要》看“贞观之治”

唐朝在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统治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局面，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常为后来历代史学家和政治家称道。也成为中国治国传统中的一个里程碑。“贞观之治”局面的开创，与贞观时期的治国方略密切相关，总结贞观君臣对于治国安民理论和方略进行探讨的《贞观政要》，便成为后世帝王的治国教科书。该书从唐代以后，就一直被作为历代帝王的政治教科书广为流传，并影响到古代的日本和朝鲜等地，是古代东方政治智慧的代表作。书中总结的许多政治原则，如勤政爱民，恪守公道；选贤任能，扬长避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等，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臣吴兢编写的一部关于唐太宗君臣治国安邦经验教训的语录体著作。吴兢生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逝世于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从小好学，博通经史，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后又出任州司马、刺史等职。他任史职前后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吴兢一生笔耕不辍，他认为，“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因此，研究和梳理这一时期的历史，总结唐太宗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探讨“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原因，便成为吴兢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撰写《贞观政要》的目的之一。

对贞观时期的向往和对现实的关怀，促使吴兢在开元时期写作了《贞观政要》一书。全书通过对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一目的在其所作《上〈贞观政要〉表》中清楚地揭示出来：“至于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申之，触类而长。《易》不云乎，‘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无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贞观政要·序》又进一步强调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无论《表》还是《序》，其所坦陈的，均是《贞观政要》编撰的目的，那就是《贞观政要》是为当时的统治者乃至后世的皇帝准备的必读书；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值得后世认真总结和学习，贞观时期的治国理政经验是后世制定方针政策的参考依据，唐太宗应该成为后世皇帝的目标和榜样。

《贞观政要》全书共10卷40篇，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剪裁，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以卷分类，分别辑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措施等。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君道》《政体》《任贤》《纳谏》等40个专题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二）

《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既是唐太宗君臣反复讨论过的治国方略、励精图治的行动纲领，更是努力实践的良好结果。这一结果便是被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可以说，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最早总结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贞观政要》中对“贞观之治”有许多具体的描述，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是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尽管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但是“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等到贞观三年年成稍有好转，流亡他乡的百姓都纷纷回到家乡，竟无一人逃散。其根本原因是百姓对政府有信心，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而这种信任无疑来自唐太宗本人的人格魅力和贞观君臣共同努力所营造的良好政治风气。用吴兢的话说，就是“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

其次是政治清明，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尽管唐太宗的掌权来自一场政变，但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对于当初的政敌，皆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尤其是重用包括魏徵在内的前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臣子，成为历史上君臣相得的典范。政治风气的建设对君臣都提出了不同方面的要求。就君主而言，关键是如何兼听纳谏，创造一种臣子敢于进谏的政治氛围。《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何为明君，何为暗君，魏徵借此提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营造了融洽的君臣关系和清明公正的政治气氛。

再则社会风气有了根本好转，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所谓“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在接着几年丰收之后，逐渐呈现出太平景象，《贞观政要》载：“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又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关于“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论断，也是后来史书描述“贞观之治”图景的关键材料。

（三）

吴兢在《贞观政要》中对“贞观之治”局面的以上描述，对深入认识和理解“贞观之治”留下了几个方面的启发：

一是唐太宗即位之初，社会生产还远远没有恢复到隋朝鼎盛时期的发展程度，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了经济上的危机局面。同时又面临着北方强大的突厥的威胁，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应该说，贞观四年打突厥，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战争。唐朝的取胜，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老百姓对建立不久的新王朝的一种期望、一种信心，人心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因素。

二是百姓的信心和斗志，来自贞观初年政治上的得民心。也就是说，实行教化、轻徭薄赋的政策，是天下大乱之后的正确选择。全国上下都有着为国家着想的积极意识，皇帝为民担忧，励精图治，崇尚节俭；老百姓也替皇帝着想，理解政府的难处，即使四处逃荒逐食，也安分守己，不把怨愤发泄到政府和皇帝的身上。这样，即使经济上还有严重的困难，社会秩序也不会乱。只要经济形势一旦好转，很快就能够恢复社会的安定。

三是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全局观念，有天下为公的气魄。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时，能够严格约束各级官吏和王公贵族，严惩贪官污吏。他有着大政治家的风度，所谓“得帝王之体”，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没有将原先反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对他们大胆地加以重用，把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上。正是由于唐太宗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的这些表现，才有可能出现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很快稳定。所以探讨“贞观之治”的出现，不能忽视唐太宗的核心作用。

四是所谓“贞观之治”，不仅应包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还应当包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只要路线方针正确，政策得民心，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大动荡大破坏之后，需要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才能恢复元气。贞观三四年间局部地区的丰收，并没有完全扭转经济凋敝的情况，是经过“频致丰稔”，也就是连续多年的丰收之后，才出现了米价下跌，粮食充裕的大好形势。当然这样一种经济的发展和恢复也仍是初步的，远没有达到唐玄宗时期开元天宝盛世的局面。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有许多复杂的主观和客观背景，而《贞观政要》所记载的贞观君臣对于治道政术的探讨与实践，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应该说《贞观政要》的记载揭示了“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理论渊源。另一方面，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局面，唐玄宗时史臣吴兢编著的记载贞观君臣讨论治道政术的史书《贞观政要》，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帝王教科书，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治国安民的智慧结晶。从这个层面上理解，《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彼此互相成就，共同编织出后人观念中对贞观一朝君臣形象和历史地位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