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石牢则大厦固:重大灾害中的社区问题透视

基石牢则大厦固:重大灾害中的社区问题透视

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挑战,已经远远超出人们对传统社会的认知,从思想理念、政治制度、军事意图、经济实力、科技水平、风险应对、法律界定、社区治理等涉及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到社会心态、阶层关系、区域认同、公民素质、心理博弈、舆情分析等等社会问题……在每一个视角和每一个层面,都显现出令人惊诧的群体认知的撕裂和分歧!这样的历史性大灾难形成的社会巨系统的震荡和变化,不仅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也考验着每一个人的人性和理性。

对漫天飞来的海量信息进行梳理和思考,从专业视角,一条清晰的脉络逐渐显现出来,聚焦在近几年关注和研究的社会治理领域。从宏观视角审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做出的决策和战略部署,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担当,也展示出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付出,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最有效控制疫情并最终夺取防疫抗疫攻坚战胜利的法宝。从微观视角考察,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恰逢春节阖家团聚之际,短短的十几天内,14亿中国人放弃了纷繁复杂的社会身份和活动,作为居民聚集在居住地所在的城乡社区,把社区工作和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推到了抗疫的最前沿!

一、突发疫情暴露出的社区治理突出问题

以2000年11月中办国办批转下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为标志实施社区改革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城市居委会10.8万个,农村村委会54.2万个。 这一数字表明,在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背景下,我国基本构建起以城乡社区为依托的基层管理体制。此次疫情,无疑是对30年来社区建设和治理成效的一次大考,是对社区工作者综合素质的一次大考。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面前,不仅防疫抗疫,所有与居民生活相关的事务突然聚集在社区,在社区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显出来。从武汉疫情蔓延和封城早期的情况看,成绩并不理想,必须提高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引起重视。

(一)社区治理理念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行政化倾向削弱了居委会居民自治的基本功能,与党对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和目标差距较大。

城市社区最突出的问题是行政化倾向导致社区自治理念淡薄,自治认知与能力不足。一方面,在突发灾难面前,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工作不是以居民为中心,仍然是围绕上级意图转,没有政府红头文件,几乎不能自主开展工作,在突发事件中不能迅速有效地应对困境;另一方面,在越来越行政化的运行模式影响下,居民难以形成自治意识,甚至强化了“有事找政府”的传统思维,基层矛盾向地方政府集中。武汉市是国家民政部最早的社区建设试点城市之一,但在新冠病毒发现、扩散和封城初期,从各种渠道反映的信息看,在地方政府应对失措的情况下,医疗资源已经极度紧张,重症患者无法得到救治,较强的“行政化”思维,使得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缺乏自治意识和自觉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缺乏担当,行动迟缓,不能在第一时间组织居民进行自救和互救,对社区内的病患、疑似,特别是重症患者进行有序有效的隔离管理和疏导。很多居民求医无门,基本生活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无助、恐慌甚至绝望的情绪蔓延,不能不说与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及工作人员思想僵化、不作为有关,是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汉市青山区翠园社区开元馆小区居民在孙春兰副总理视察之际,当场暴露社区服务中的问题,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居委会长期行政化思维导致的形式主义等问题。百步亭是全国文明建设示范社区,在已经了解有传染性肺炎的情况下,仍然只重视上级意图,为营造喜庆和谐局面举办“万家宴”,增加了居民感染风险。这些例子反映出社区行政化倾向带来的教训应该反思和汲取。

在农村,停留在各自为战、村邻自保的农耕思维和管理模式上,忽视现代社会的大系统整体协调、约束性法律适用范围扩大化是两个突出问题。疫情防控早期,看到最多的信息是各村自行封村封路,修栏杆,筑围墙,挖断公路……这些做法虽然对防控疫情有一定效果,但与现代化的治理理念相去甚远,客观上对现代化建设的交通网、物流网、应急运输网、通讯网等国家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产生了阻碍作用。在落实居家隔离、外出戴口罩等防控措施方面,村(居)干部片面地理解法规政策,无边界扩大约束范围,导致村民(居民)应有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等,都是与现代治理理念相悖的做法。

(二)社区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专业化的社工组织和社工奇缺,志愿者队伍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需要。

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城市居委会成员57.9万人。 我国城市社区规模在700-3000户之间的约占85%以上,一二线城市5000户以上的超大型社区约有3%。如果以10.8万个城市居委会计算,平均一个居委会有5.36名工作人员。即使是700户的社区,居委会成员与户数之比大约是1:130,以平均一户3人计算,服务人口将近400人。

以北京为例,多数社区在1000-3000户范围,社区党委、居委会和服务站三套人马在编人员总计在十几至二十几人之间,社区工作人员与户数之比大约是1:80-100,而社区常规性和阶段性工作至少200余项。防疫抗疫期间,北京社区“两委一站”的工作人员(基层干部)基本是从腊月二十九就全部上岗24小时轮流值班至今,加上街道和区级下沉到社区一线的工作人员,仍然是人手严重不足。疫情全面摸排、返京人员登记、公共区域消毒、出入社区核查、生活保障、社区宣传……很多居干和社工一周都回不了家,几乎都是超负荷工作,极度疲劳。即使是湖北和武汉换帅之后,基层防疫抗疫工作逐步进入轨道,但社区工作人员(基层干部)的工作环境和难度仍然令人担忧,在缺少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也是硬着头皮上。

很多社区工作者反映:在重大灾难面前,辛苦点儿没关系,关键自己不是专业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开展工作和自我防护的手段欠缺,在执行任务中困难重重。在北京,虽然对居干和社区工作者进行了防疫抗疫的“战前培训”,但很多居干和社工仍然感到力不从心。据网上10年前的一篇文章介绍,美国专业社工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日本为5‰,加拿大为2.2‰,我国香港地区注册社工占总人口的1.7‰。 再查看国家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43.9万人,其中社会工作师10.7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33.2万人。从这一数字不难算出,我国持证社工仅占14亿人口的大约0.3‰。差距之大,可见一斑。即使这些持证社工全部工作在城市,每一个城市社区平均只有4名专业社工。如果按照2018年全国共有65万个城乡社区计算,平均一个社区才有不到0.68个持证社工。

在最近十几年的社区治理创新中,各地加强了社区党委、居委会和服务中心(站)社工队伍的建设,社区工作者的人员组成结构在年龄、学历等方面得到很大改善和提高。2010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报酬问题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解决,其标准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生育、工伤保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落实住房公积金政策。”在政策引导下,不少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和复转军人通过考试和选拔,充实到社区党委、居委会,成为社工骨干,初步建立起一支社区专职社工队伍,但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服务意识、管理能力、应急能力等都需要较大幅度的提高,才有可能适应未来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志愿者是社会公益事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大灾大难面前,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数量和质量,反映了当地公民自治的基本情况以及能力和水平。武汉抗疫期间,最令人感动的志愿者是一位名叫汪勇的顺丰快递小哥,在封城的头几天,他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开车接送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上下班。他的义举,唤醒和带动了很多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去,让大灾难中的武汉人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在全国的防疫抗疫中,如果说以社区党委、居委会、服务站(中心)为核心的社工队伍是基层工作的中坚力量,自愿组织起来的社区和社会各类志愿者队伍,就是一支体现出无私奉献精神和一定专业能力的高素质公民的自治队伍。目前,我国的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发展比较落后,与社会需求差距很大,截至2018年底,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团体)仅有12.9万个, 差不多5个城乡社区才有一个志愿者组织。像蓝天救援队这样的专业性公益志愿者组织更是少之又少。在全国防疫抗疫逐步进入以社区(村)为重点的坚守阶段之后,很多社区(村)的志愿者组织首先是以共产党员为基础发起和形成的,在展现出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同时,反映出以各类社区急需的专业人才为核心发起组织的志愿者队伍较少,基层群团组织和以群团组织为核心发起组织的志愿者队伍也比较少见,几乎听不到声音,见不到身影。

(三)社会组织作用发挥有限,缺乏应急响应机制和参与协调机制,特别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重点培育和扶持发展的社区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离预期目标有较大差距。

自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以来,各级政府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培育和发展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益服务,引导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平台有序有效参与社区和社会治理,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如何快速有效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入探讨的问题。

据国家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81.7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66234个,基金会7034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44092个。在全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卫生类占比暂时没有查到,但北京市《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数据为:全市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7262个。其中:科技与研究类466个,生态环境类24个,教育类3034个,卫生类412个(占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约为5.7%),社会服务类2320个,文化类403个,体育类360个,工商业服务类22个,其他221个。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首先,全国7034个基金会,虽然每个基金会服务的重点人群不同,扶持的重点项目不同,但在突然爆发的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大灾难面前,除了备受争议的某基金会外,基本听不到其他基金会的声音。虽然疫情后期有一些深圳等市的基金会早期反应较快的信息,但基金会行动迟缓,作为有限,没有在武汉和湖北最需要人财物支援的第一时间及时发挥应有作用的情况并不是少数。

第二,在我国,社会组织概念的内涵以及发展路径与很多发达国家不同。近20余年来,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政府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政策扶持和引导,特别是通过购买服务重点培育和发展社区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换句话说,政府对社区的为老抚幼、扶贫解困、助孤助残、生活保障类型的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是实实在在的政府资金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中的表现和作为,远不能使人民群众满意,基本没有发挥社会组织应有的贴近人民群众、具有专业素质和工作方法、聚集大批志愿者、协助基层政府做好紧急应对工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重点培育和扶持发展的那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没有迅速针对目标人群的有效行动,离预期目标还有较大差距。黄冈市17岁脑瘫儿因家人隔离而饿死、十堰6岁男孩儿爷爷去世后独自在家多日靠饼干为生等悲剧,如果相关社会组织工作到位,也许都可以避免。

当然,也有一些组织基础较好、运行模式灵活、应急反应迅速的社会组织站到了防疫抗疫一线。如北京市朝阳区养老服务行业协会自1月21起就投入防疫抗疫工作,在养老机构封闭式管理的情况下,为养老院搭建互助平台,建立人防、物防与智力支持帮扶机制,提供防空物资对接调配、专家远程咨询、风控经验分享等服务。全汇晟(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北京移动互联网健康服务协会指导下,发起“抗击疫情,我们始终在一起”公益消洗活动,帮助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解决个人衣物洗涤困难问题,缓解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北京支持雄安产业促进会作为唯一进驻雄安新区的社会组织,了解到雄安新区防疫抗疫物资缺乏的情况,先后筹措了100支医用手持额温度监测仪器、15000只专业医用手套和200人份随身携带的二氧化氯缓释消毒杀菌产品,送到雄安三县医务人员和基层干部手中。这些行动反映出在应对重大灾难中,基层社会组织有广阔的大显身手空间。

第三,在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卫生类占比较低,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医疗卫生领域,一是常态下的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公益事业、民非社会服务和市场有偿服务之间的结构、比例、范围、职责到底如何设定?二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以上4者的分工、协作、应急响应机制如何?三是作为社会组织的卫生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如果纳入全社会的卫生服务体系中,其在民非组织中的占比、发展定位、扶持力度等是否都需要做一个整体评估和调整?

(四)社区基础设施不足,没有调动和使用应急资金与物资的机制与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应急能力较弱,难以担负一线应急重责。

近30年来,国家非常重视社区建设,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民政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每年均以2位数速度增长,2010年前后高位投入时,年投入增长率达到40%以上。2018年,仅民政系统的基本建设在建项目规模即为2029.3万平方米,全年投资总额188亿元。尽管国家已经花了很大力量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但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面前,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各市县的医疗资源仍然严重不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由于资质、设备和医护人员水平等因素制约,几乎不能发挥作用。

这不仅是武汉的问题。2018年末,全国共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5.0万个,其中乡镇卫生院3.6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5万个。 以10.8万个城市居委会计算,差不多3个居委会管辖的区域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以54.2万个农村村委会计算,差不多15个村委会管辖的范围才有一个乡镇卫生院。在平时,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主要接受周边群众的初诊,以及为需要常年药物治疗的老年人定期开药,诊治一些常见病,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诊疗水平都有限。可以想见,如果遇到重大疫情,在应急机制不完善不到位的情况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卫生院能够发挥的作用不比武汉乐观。

导致武汉疫情爆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早期感染人群隔离不及时,感染者只能在家自我隔离,使得家庭聚集性爆发成为感染者聚增的重要来源,家庭悲剧带来的心理恐慌,也成为导致社会恐慌的重要因素。直到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的陆续建成,才有条件做到应收尽收,重症、轻症和疑似分别收治和隔离。事实上,面对突然爆发的疫情,目前城乡社区根本没有能力实施统一的集中、分类隔离。除了社区服务站和文化活动中心,几乎没有能够提供居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其他室内场所,很多老旧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场地也非常狭小。即使是北京市各社区,除湖北进京和境外回京人员在区级层面统一安排隔离外,从其他省市回京的人员也只能回家隔离。这一措施相对于社区居民安全来说,短期可能是有利的,却显然不利于家庭安全,很可能因为家庭聚集性传染增加病患人数,酿成家庭悲剧,甚至使疫情在邻里和社区蔓延。租住社区民房的返京复工人员的隔离和管理,更是社区防疫最困难的一件事,社区和企业没有资源,使得社区和用工企业都压力很大。

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将社区居委会定义为居民自治组织,30多年的实践中,困扰居委会的问题很多,除如何实现自治这一根本目标外,没有财权和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及设备的采买及调配权,一直是居委会难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居委会不是法人组织,财务不独立,在应对重大和紧急危机事件中的最大掣肘显而易见。疫情初期,北京很多社区工作人员都是在没有完备的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上岗的,还要面对武汉和湖北返京人员。没有资金和物资调配权限,居委会的社区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保障能力、落实能力只能依赖街道及以上政府的统一安排,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解决问题。这不仅是对实现居民自治的障碍,更是重大应急事件中基层快速响应机制的重大漏洞。武汉早期的混乱,充分佐证了因此而丧失应对的最佳时点,造成重大损失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五)社区数据统一采集、分类、共享、更新等机制不健全,使得基础数据准确性不够,重复与缺漏并存,离大数据决策对数据的“精细化”要求有较大差距。

在高技术时代,大数据分析已经成为政府管理、服务和决策的重要手段。面对新冠病毒带来的攻击,决策部门深切感受到,防疫和抗疫每个阶段的决策,都需要准确的基础数据支撑。社区是基础数据的第一来源,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决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近几年,为加强公共服务提供的准确性和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服务与管理,城市社区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就是对社区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基础数据进行摸排登记。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居民的配合程度不理想、外来人口流动性较大、房屋租赁市场不规范、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社工人手严重不足等,都是基础数据准确采集和汇聚的障碍。北京不少社区的工作人员反映:这次疫情突然爆发,摸排要求又非常严格,幸好有区和街道干部下沉到社区一线,增加了人员,才能够挨家挨户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不少信息与原来的登记出入不小,特别是出租房屋统计数据偏差较大问题突出,对境外家属情况基本不了解,对准确把握外地和境外回京人员信息造成困难,离精准化管理差距较大。

来自一线的居干和社工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4条:一是社区治理缺少系统思维和机制,基本上是哪类问题突出,上级要求较严较急,就阶段性的突击解决哪类问题,突击性的采集相应信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规划和整体布局;二是信息统计渠道条块分割,没有建立常住居民完整信息统一管理、分类查询的主责机构和共享机制,专业管理部门各自为战,多头重复,百姓反感,社工不堪重负;三是社区居委会工作千头万绪,人手不足,社工身兼数职,哪个部门任务急先应对哪个部门,没有时间和精力沉下心对基础信息进行挨家挨户细致准确的采集和更新;四是流动人口多头管理,动态变化大,重复登记和漏登记的情况不少,定时查访和上报制度难以落实导致动态信息更新不及时。

二、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思考和建议

以上问题是全国社区治理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也是多年来社会治理创新希望有所突破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社区治理难上台阶,国家治理的基础也不牢固。突然爆发的全国性新冠病毒疫情,把以社区为落脚点和抓手的基层治理推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优先考虑的地位,这是一件大好事。在大家看到、承认并感恩社区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艰苦付出的同时,更多思考的是,社区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并不仅是社区层面和居干社工的素质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治理的理念问题,是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定位问题,是干部考核评价、甄选提拔的制度导向问题。

武汉疫情早期应对失措的现实警示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厦的构建中,社区作为基石,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基石牢则大厦固,基石虚则大厦危。从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队伍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入手,加强社区建设,提高社区认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将疫情带来的损失和在人民群众中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国家凝聚力变成全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动力和行动,是当务之急。为此,建议国家及有关部门从本次防疫抗疫大战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面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社会风险和重大灾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社区治理和建设进行全面规划部署,下大力量夯实国家发展基础。

(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治理之中,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人,在实践中提升依法自治的能力和水平。

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有力的部署和指挥下,2月中旬之后,城乡社区工作逐步走入正规和规范,显示出较强的执行力,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行政化思维主导下的社区基本架构具备了一定基础,需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局中转变发展理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一是进一步优化社区“两委一站”职责,帮助居委会依法回归居民自治组织的本质属性,在居民自主参与社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社区党委在为社区治理保驾护航的前提下,应重点引领和支持居委会在引导居民高质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上下功夫,而不是发号施令。社区服务站应作为居委会的重要工作平台和抓手,帮助居委会实现居民自治和为居民服务的各项功能,而不是忙着应付各种上级布置的检查评比,认认真真地以形式主义走过场。居委会应非常明确自身居民自治组织的属性,以反映居民呼声、代表居民利益、组织居民自治、实现居民满意为己任,在不断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范围、程度、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而不是乐当“居民的头儿,政府的腿儿”,甚至希望成为“二政府”,助长官僚主义。

二是赋予居委会一定的财务和物资调配使用自主权,优先建立社区应急物资和应急资金储备与使用制度,有条件的区街政府可以考虑建立应急储备金制度,及时帮助居委会解决应急专项资金和物资,让居民有自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增强在重大灾害中的自救互救实力和能力。北京市近几年开展居委会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试点工作,应该说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好思路,可能部分解决社区无法进行资金运作的问题,为社区作为重大灾害应急组织系统的“一线指挥所”提供必要的应急资金保障手段,进一步发挥社区在应急体系中的一线作用,夯实社区应急资金和物资保障基础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二)建立重大安全事件的社区应急联动机制,明确第一责任人,形成长效机制,建设统一平台。一是细化“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制度,明确每一类应急事件的责任主体和第一责任人,避免“有报到制度,无责任主体”带来的推诿、扯皮、缺位和错位等现象;二是将本次疫情期间区街干部下沉指导和加强社区工作的做法常态化,形成长效制度和机制,区街干部定点定期深入社区,形成长期稳固的联系,做到心中有数,遇有突发事件,才能保证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指导社区有效应对;三是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建立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电子档案系统和网络呼应系统,以互联网、微信群等平台为依托,将居干和社区工作人员与所有住户直接联系起来,通过网络平台通告情况,交流信息,调查需求,收集建议,反馈意见等。在本次疫情各社区封闭管理期间,很多社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技术手段完全没有问题,只是需要进一步规范相关操作,尽快提供统一平台。

(三)加强社工和志愿者“两个队伍”建设,扩大规模,提高质量,优化结构。

加强社工队伍建设需要从5个方面着手:一是全面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保证居干和社工待遇,保护他们的权益,提高社工的社会认知度和职业荣誉感;二是扩大社区居干和社工编制,城市社区居干与居民户数比不高于1:50,并保持人员相对稳定;三是创新居干和社工队伍进入和甄拔机制,增加社区管理和服务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岗位,优化社工队伍结构,让专业的人在专业的岗位做专业的事。对于服务意识强,勇于担当的居干和社工,建立重点选拔培养机制,为居干和社工畅通成长发展渠道;四是重视居干和社工专业人才的培养,有条件的高校和高职院校增加社工专业和招生名额,建立社工专业毕业生到社区就业的直接通道,解决社工人才与社区需求不对称问题;五是尽快改革和完善社工职称的评聘制度,增加高级社工师评聘,提高社工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使社工成为高校热门专业和社会热门职业。

此次疫情显示,志愿者和专业的志愿者组织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针对我国志愿服务氛围较弱、发展比较落后的现状,形成浓厚的全社会志愿服务氛围和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迫在眉睫。从4个方面入手,有望在短期内见效。一是对党员实行单位、社区双报到制度,以社区居民中的党员为主建立社区党员志愿者队伍;二是与预备役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组织社区内的适龄退役军人建立社区应急志愿者队伍;三是共青团、工会、妇联、残联、文联等群团组织下沉到社区,建设社区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妇女、残障人士、文化宣传等不同类别的社区志愿者队伍,服务于专门人群;四是以专业人才为核心,建立各种专业的社区志愿者组织,在社区的救助救援、生活保障、心理疏导、知识普及等方面发挥专业作用。

(四)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为导向,围绕社区居民自治和服务需求,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类别和结构,重视和加强对社会组织应急服务能力的培育。

一是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去官僚化、去行政化、去贵族化、去娱乐化”要求,改革创新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组织思路和方式,让包括群团在内的社会组织真正下沉到社区和基层,以深入城乡社区为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二是根据社区居委会需求,围绕社区治理和服务重点,规划和完善社区社会组织,使其成为居委会开展工作的抓手和帮手,成为居民有序参与,学习自助、他助和互助的平台;三是受本次疫情中期以后武汉市社区团购中涌现出的“团长”式人物启发,重点选拔勇于担当,有魄力有能力有体力,吃苦耐劳,长于解决生活服务供给问题的社区服务机构经营者,培养“团长”式的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带头人,有效解决社区常态和非常态情况下的生活服务供给;四是改革政府购买服务的评价体系,增加应急能力和效果考核,重视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评价,加大评价权重。

(五)进一步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和建设重大灾害应急避难场所,优化整合全社会应急避难资源。

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点不足、设备不足、场地不足和高水平医护人员不足等问题相当严重。如果突发地震、海啸、飓风等重大自然灾害,需要应对的物质条件和手段又与此次疫情不同。面对自然风险、战争风险和社会风险可能带来的灾难,首先要从城市层面进行整体规划和布局,科学进行常态和突发事件中的资源整合与分配,保证所有社区的居民生活保障条件基本充分,保证区域内社区间的基本平衡;第二,对城市文化体育场馆、公园、休闲场所等进行应急避难升级改造,建立宾馆酒店饭店综合超市等服务设施和培训学校、高校职校等公共及准公共机构的应急征用制度,便于统一调配和使用资源,划定联系社区,建立日常沟通和演练机制;第三,建立驻社区单位内部设施的紧急征用制度,为所在社区提供重大灾害中的避难、隔离、流调、集中指挥等资源;第四,在条件允许的社区通过新建和改建,增加应急公共设施、设备和专业人员的数量,提高质量,发挥科技优势,联网联责联功效,做到一物多用。

疫情还没结束,反思还在深化。通过这次防疫抗疫大战,对于倒逼各级党政机关工作重心下移,大煞弄虚作假形式主义歪风,下大力气加强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等,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警示和敦促。通过这次防疫抗疫大战的洗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必将更加团结一心,将危机转化为良机,提升社区建设和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筑牢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加速中国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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