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下的文明差异与价值选择

危机之下的文明差异与价值选择

——审视中西方危机应对的独特视角

【摘要】各国在抗疫问题上的不同表现,主要是文明差异所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无神论、以人为本、强调集体主义和和谐观念等特征。与此相比,西方文明则具有有神论、规则至上、强调个人主义和斗争哲学等特性。并且这些特征都在各自国家的抗疫过程中得到体现。总体来看,在危机期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群体更能接受大政府模式,应对更为高效迅速。与此相比,即使是在危机期间,西方人也更愿意接受有限权力的政府模式,应对往往落后于疫情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 东方文明 西方文明 抗疫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新冠肺炎疫情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再一次出现的世界性大规模疫情传播事件。虽然到目前为止,疫情的感染人数和致死人数,在过去100年里都不是最高的;但是由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独特的国际政治环境,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影响,可能是100年来最大的,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次“黑天鹅”事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同国家展现出不同的方式与特征,舆论界对各国抗疫措施也褒贬不一。这些不同的抗疫举措,既是因为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治理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也是由于各国在文明习惯等方面的区别所致。

事实上,疫情是政治性最低的公共危机事件之一,既是超越国家间界线的全球性威胁,也是一个深入到社区和家庭的微观治理问题。疫情防控也一样,同样是政治性非常低的一个公共治理领域。究其根本,各国应对疫情上的不同表现,主要是文明差异所致。并且这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圈中,包括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在内,抗疫措施及其效果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美国和欧洲国家,无论反应速度是快还是慢,也体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美国和英国的疫情相对比较严重,但是两国民众没有在开始阶段就猛烈批评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支持率反而还曾一度上升。这让中国人感到意外。理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我们看待并分析不同国家面对危机时态度不同的一个独特视角。

东方文明之无神论与西方文明之有神论,为不同群体划定了不同的标准和底线

无神论又被称为现世主义,有时也被称为世俗主义,是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①根据2014年底盖洛普的一项民调,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有宗教信仰,但在中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或不信宗教,其中无神论者占61%,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者群体。并且,中国人的无神论倾向,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根源。在《论语》中,孔子就明确指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因此,从很早时期开始,中华文明就反对盲目崇拜鬼神,主张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人的现实世界中。在世界上现存的几大文明体系中,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文明相比,世俗生活的价值在中华文明中是最高的。简单来说,对于儒家文明群体来说,生命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一次且只有一次。因此,人的现世生活或世俗生活,就是其人生的最高价值。这一哲学理念使得人们把主要人生精力放在如何活着上,也使得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注重人的生命的一个民族。为了活着,为了对抗疫情,付出一些个体权益和自由,是完全值得的。事实上,对于整个东方社会,哪怕是信仰了西方宗教的东方社会,这一点也都是非常清晰的。

在西方,直到中世纪晚期,神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人开始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艺术特征为外表,来推行现世主义理念,鼓励人们在宗教生活以外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在当时,现世主义与个人主义一起,被用来反对宗教禁欲主义、保守主义和其他反人性的观念。但虽然如此,西方的宗教哲学基础仍然存在,现世主义只能主导社会经济活动,在个人信仰领域和生活领域,多数时候仍然是宗教主导的。对于一个相信后世生活、生死轮回或复活的族群来说,现世生活的重要性,肯定要比中国人弱得多。毕竟对他们来说,人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自己,也是属于神的。人对自己的生命,只拥有部分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政府也发布了一些禁止出行的法令,但很多美欧人表现得好像并不在意疫情,对死亡也不是十分畏惧。这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会产生一些非常复杂的结果。一方面,很多人会以挑战世俗政府的封城令为荣誉。罗马教皇也公然违背意大利政府的封城令出行,以显示自己的大无畏精神。这对防止病毒扩散当然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因此具有更多的自我牺牲精神。意大利有位72岁的神父,主动把自己的呼吸机让给陌生人,自己坦然离去。

当然,这并不表明西方人就不怕死亡。当死亡率和死亡人数超过一定界线时,西方人也会更加主动地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当美国人发现疫情的严重性以后,也逐渐接受了以前所鄙视的口罩,不再将戴口罩视为一种弱者的象征。总体来看,面对危机,东西方有其不同的标准和底线,这也决定了两者对疫情影响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差异。

中华文明之“以人为本”与西方文明之“规则至上”,赋予不同国家不同的规则和责任意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②尤其是在危急之时,为了拯救人的生命、为了应对国家危亡而打破规则,是一件英雄主义的行为,是要被歌颂和赞扬的。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将军,有一些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时的规则。这与西方社会中自古以来所拥有的规则意识有很大区别。西方社会的规则习惯来自于罗马法体系和基督教神学,规则必须被遵守是最基本的前提,哪怕是在战争和危机时刻。只是在非常独特和个案的情况下,规则才有可能出现例外。在启蒙运动之前,以神为本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公元前480年,波斯大军远征古希腊。古希腊人受到卡尼亚节和奥林匹克节的戒律限制而无法大规模出兵,斯巴达王列奥尼达只能率领以300亲卫队为核心的一支小规模军队,率先前往温泉关阻击波斯几十万大军。著名小说《威尼斯商人》中“割一磅肉”的契约纠纷,虽然被认为是违反道德,但也却是必须要遵守的。这些虽然是故事,但也恰好是这种神化的规则精神的一种体现。这一神本文化被人文主义精神改造以后,以法律规则的形式在西方延续至今。

这种文明差异对中外抗疫对策的影响非常大。在中国这个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社会,一旦国家和政府作出了判断,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安全,那么一切都要让位。所以我们看到,在武汉“封城”以后,一声令下,中国人几乎都呆在家中。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人员积极报名,赶赴武汉抗疫一线。

在西方这个法律规则高于一切的社会中,政府即使想采取强有力的抗疫措施,也必须按照规定的路径和程序来。在历史上,这种状况是有先例的。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中的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必须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了。但是受困于中立法、孤立主义情绪和国会宣战权的约束,美国就是无法参战。美国只好先通过“租借法案”等形式,绕开中立法等相应法规的约束,来支持与自己友好或利益一致的国家。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人才如梦初醒,国会也才在一夜之间从反战舆论主导,变成一边倒地支持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西方的表现如出一辙。西方有识之士早就从中国的教训和经验中得出最基本的结论:无论是中国式的封城,还是新加坡和韩国式的不封城,政府的积极介入和主动作为,民众的自觉、主动参与和配合,都是抗击疫情所必需的。认识到这一点很容易,但西方国家就是无法参照一些亚洲国家的成功抗疫经验解决国内困局。特朗普总统曾经想在纽约采取严格的限制性措施,但是纽约州州长马上反对,并声称“强制隔离相当于联邦对纽约州宣战”。西方人普遍认为,为了一个尚不确定的病毒威胁而放弃法律和规则,损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可能会催生更严重的“政治病毒”。因此,在意大利等国,政府只好逐步升级,不能直接快速地采取先发制人的防治措施。结果几乎在每一个阶段,西方国家的政府都落后于不可见的病毒。因此,意大利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应对失误,是整个社会和文明的特征所致,并非政府或具体某位领导人的过错。

西方人也认同这一点,但并不认为这种因为规则意识的拖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还是在2001年“9·11事件”中,美国都伤亡惨重、损失巨大,但民众也不认为政府或官员应该对此负责任。在比较近的一次,2009年H1N1病毒大泛滥期间,美国国内共有6000多万例感染患者,造成1万多人死亡,情况非常严重;但美国社会基本稳定,政府也没有被民众大规模问责。其背后逻辑是:在西方,政府与民众都是根据规则也就是契约行事的,只要遵守规则作出的决策就是对的。程序正义比结果正义更加重要。这一现象,可能也是中国人所难以理解的。当然,这一特征也是一把“双刃剑”。人本主义精神赋予中国政府更多责任和权力,使得中国可以快速动员起来民众应对疫情,但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像西方国家政府那样在重大灾难和危急事件中免责,对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政府来说难度较大。

中华文明之集体主义与西方文明之个人主义,影响着人们对“创造性”的理解

集体主义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源于农业社会对抗自然灾害和外来入侵时对严格、密切组织的需求。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也使得集体主义有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并与大一统历史相互促进。人们只有愿意牺牲个体利益,服从于更大规模的组织需求,才有可能更好的生存下去。西方文明则强调个人主义,这主要来源于西方世界的游牧和渔猎传统。在游牧和渔猎生活中,生产单位比较小,自然灾害的威胁也远远大于社会组织的最大能力。即使在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多数实施封建制度,国家权威和事实统治范围非常有限,政治单位往往比较小,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治理和动员。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个体自由和独创性,就比相互间的协调与服从更加重要。③这种区别,对中国和欧洲的当代政治地图都有影响。欧洲的面积与中国类似,但是却被分为4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中国省的数量还要多,就是这一文化特征的重要体现。

无论是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走上西方政治道路的国家,政府在抗疫方面的权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民众也大多非常配合政府的抗疫安排。很多人都自觉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适应社会的整体抗疫需求。不服从的人是有的,但非常少,并且很多还是在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也容易引起社会公愤和批判。所以,在抗疫过程中,无论身处何地,也无论疫情轻重,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东亚人,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在一些外国人看来,“这真的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你甚至想象不到的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意愿。”中国这种一呼百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融在中华文明群体的血液之中的,并非都是由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与此相比,西方民众的表现则体现出充分的个人主义特征,不服从不仅可能是不违法的或不道德的,反而还可能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有时甚至还会得到很多支持与喝彩。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些西方人不仅自己不愿意遵守原本就非常松懈的封城令,而且还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相关决定,造成新的群体性感染。西方社会的这种个人主义特征,让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在如何管理民众以减少病毒传播方面都非常头痛。通过非常强烈的封城令,在西方法律和规则层面往往是不可行的。而依靠人民来打赢这场抗疫战争,人民往往又以显示个人英雄主义为荣。直到2020年3月底,虽然美国一些州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开始采取了相当严厉的应对措施;但是在另外一些州,包括首都华盛顿特区,人们照样成群结队,赏花踏青,并没有真正地把疫情放在心上。到了2020年7月,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居高不下时,特朗普总统仍然在大声呼吁要复工。虽然有很多人反对,但他也不缺少支持的声音。

中国之“和谐哲学”与西方之“斗争哲学”,影响着人们对分歧和异见的管控与处理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注重秩序以及以秩序为基础的和谐。④与此相比,西方政治文化则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斗争。⑤西方不是不追求和谐,但要的是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动态的、不确定的和谐。

在危机来临之时,中国人要求的是和谐,是个人对集体的自动配合,是个人对整体利益的自动对标。在对抗外敌入侵时如此,在对抗病毒威胁时也一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地方军阀一致停止内战,共产党与国民党也放下长达十年的革命战争恩怨,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内战期间,地方势力川军不仅打不赢红军、打不赢国民党军队,就连内部的混战也打得很不好看,可以说是典型的“内战外行”。但就是这样一支军队,抗日战争一爆发,不仅立即出动了40万精锐部队,还以非常简陋的装备,打出了滕县保卫战这样的重要战事,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条件。从“内战外行”,到“外战内行”,这一转变的背后就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

在西方,情况则与此不同。在美国,除非是在世界大战那种已经明确了方向和敌人的国家安全威胁面前,国民才会放弃相互间的斗争与摩擦,一致对外。在多数情况下,决策者永远都是形势演化的追随者,都要平衡各类意见。到了2020年4月,一些美国卫生专家认为,美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中国的经验,即不同程度的封城,但就是很难落实。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2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460多万人,死亡总数达15.4多万人。但是对于特朗普总统等人来说,复工以恢复经济,保障自己在11月份总统大选中的选举利益,显然是更加重要的目标。对民主党来说,利用疫情来损害特朗普总统的形象,显然也是非常理性的政策选择。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围绕着抗疫的斗争,将会贯穿美国疫情的始终。在疫情一开始,美国各党派在问题的严重性上达不成共识。当在疫情已经十分严重,确诊病例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时,美国各党派就具体的政策选择,如是否需要发布居家令等方面,仍然达不成一致。当时,特朗普总统与民主党执政的州之间有明显的政策差异。即使是进入2020年6月中旬以后,美国疫情再度大爆发,但两党之间斗法并没有停止,在是否要复工等问题上继续争执不下。民主党人继续渲染疫情的严重性,打击特朗普总统的形象。而共和党执政的州,政府则是紧紧跟随总统的步调,尽可能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减少疫情对共和党选情的消极影响。这种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草菅人命。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斗争中形成的和谐,动态中的和谐,可能才是真正想看到的一种状态。

总体来看,面对重大疫情,不同文明群体在危急时刻的不同应对机制和反应,各有优劣、各有特征。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无神论、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个体意志主动服从整体利益的和谐文化,使得中国人及至东方人更善于平衡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能够更快地形成共识和决策,可以更快地动员起来进入“战时状态”。这不仅在中国,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各国的抗击疫情过程中,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而在西方,由于推崇个人主义,民众又普遍具有有神论色彩,在规则至上的文化背景下,相关国家的政府无法像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政府一样,采取先发制人的防疫措施,也许只能跟在病毒传播路线的背后,做“群体免疫式”的抗疫活动。很显然,疫情这种接近战争但又不是战争的危机状态,让西方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结构,比较难以应对。

当然,我们并不能从中断定抗疫措施孰优孰劣。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模式应对高效有力,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也更高,政府的责任也同样更大。西方模式虽然应对拖沓,短期内低效,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本来也不高,不断动员起来的强大经济和科技力量也在逐渐发挥作用。无论如何,疫情之后,不同文明群体间借抗击疫情的机会,相互借鉴与学习,取长补短,以完善自己的抗疫体系,并以此为契机来完善自己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中国与外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张岱年:《论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第1-4页。

②黄玉顺:《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学术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页。

③See from: Aidin Hajikhameneh & Erik O. Kimbrough,“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trade”,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22, No.2, 2019, pp.294-324.

④谢霄男:《近年来和谐哲学研究综述》,《学术探索》,2012年第9期,第9-13页。

⑤朱虹、郎耀辉:《中西文化价值理念之比较》,《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107-112页。

责任编辑:吴成玲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