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与非传统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 R1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2）07-0033-04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增多，已成为影响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因素。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许多国家和地区非传统安全风险凸显，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挑战。我们需要对此加强研判，系统分析非传统安全的复杂影响，不断增强国内治理能力，综合应对多层次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冲击。

非传统安全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安全问题一度有所淡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逐渐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非传统安全的界定，最初主要是指除政治和主权安全以外的安全议题。不过此后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的外延也不断扩大。一般而言，非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除了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以外的对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安全议题，主要包含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粮食安全等。我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兼顾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其中非传统安全的种类更加多元。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经济全球化是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人员、资本、技术、产品等多种要素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非传统安全治理难度明显加大。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科技在争议中快速发展，其带来的科技重大风险不仅威胁国家安全，而且对人类安全形成潜在威胁。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活动更加活跃。长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当前全球治理领域的众多突出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保护、环境污染等问题，超越了单个主权国家的能力范围，迫切需要加强国家之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此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加速演变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安全的边界和领域也不断延展。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不断拓展的新型领域安全，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如保护个人信息已经上升到法律高度，成为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国家行为。

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多元性、动态性和复合性等特点。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增多，加强非传统安全治理已十分迫切。安全问题的联动性更加突出，安全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紧密相关，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早已超越国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当今世界，安全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宽泛，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新冠肺炎疫情对非传统安全的巨大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国际社会对此合作应对乏力，大国博弈复杂。这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安全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凸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2022年6月20日，全球累计新冠病例已达5.36亿例，死亡病例达631万例。短期看，新冠病毒仍在快速传播，疫情形势不容乐观。近20年来，人类社会还经历了甲型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疫情、寨卡疫情等数次重大疫情冲击，每一次突发疫情都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这些疫情传播范围广、感染速度快，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峻考验，对现行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形成极大冲击，增加了全球安全治理的难度。

经济安全风险加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深受冲击，经济衰退、复苏乏力等现象比较突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到2024年，全球的预期产出将比疫情前下降约3%，并且疫情的反复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导致各国经济安全在多方面受到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面临“两极化、分散化”的风险，各国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层面的持续蔓延，全球化进程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冲击，西方大国极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世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使得各国承受较大财政压力，各国政府预算赤字风险增加，国内经济发展乏力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等连锁反应。

社会安全形势复杂。疫情导致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许多国家失业率不断增高，贫困人口增加、粮食紧缺，个人及群体压力不断累积，各种社会矛盾显著增加。根据联合国《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疫情将可能导致7000多万人陷入极端贫困。2022年1月17日，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2年趋势》警告称，由于疫情持续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复苏进程将缓慢且不确定。2022年失业人数估计为2.07亿，而2019年为1.86亿。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日积月累，有可能引发重大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社会安全的风险管控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压力。一些国家在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网络安全不容忽视。当前，全球网络空间正处于稳定与不稳定之间的脆弱稳定状态。网络安全问题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大国网络空间博弈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场域，大国之间围绕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秩序建立的竞争与冲突将更趋白热化。二是网络空间技术竞争与网络空间产业安全。网络空间产业逐渐成为影响各国实力消长的重要因素，也被各国视为影响战略竞争的关键产业。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围绕争夺信息网络技术优势的竞争、重塑数字经济和贸易规则的竞争、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三是信息网络的安全治理问题。要加强网络信息的管理，防止网络诈骗，依法打击网络黑客，必须切实增强网络安全意识，维护信息网络安全，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影响值得重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因时因势不断优化防控措施，实现了疫情总体可控和经济逐步复苏，但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依然面临着不少潜在风险和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非传统安全的影响明显。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近期以来，我国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疫情防控面临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的严峻形势。经济安全风险增加但总体可控。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看，2020年经济增速明显下降，仅为2.2%；2021年增速达8.1%，但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仍然较高，平均值为5.1%，就业压力较大；农业与服务业领域也受到了较大冲击。疫情导致消费需求下降、通胀压力加大，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亟待增强。从外部经济环境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组，美国对我国的贸易打压，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网络安全威胁多层次化。在国际层面，美国积极打造“技术联盟”，试图通过“小院高墙”来阻遏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和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美国也尝试使我国边缘化。在企业层面，网络科技自主创新需求更加急迫。在社会层面，网络安全更需关注，需要调动个人、企业、社会、国家等各方力量筑牢网络安全屏障。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还存在不稳定因素。疫情导致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有所减缓，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我国周边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不排除个别国家出现社会危机加剧的可能性。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的发展失衡，有的宗派矛盾比较复杂，疫情使得这些问题雪上加霜。这些社会安全问题的加剧会影响我国的投资和经营，关乎我国海外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可能增加周边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的风险，导致这些国家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引发一些域外国家的介入。地缘政治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和复杂。

全球层面的非传统安全冲击也不断显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互通互联受到冲击，物流成本上升且速度下降。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困难，社会矛盾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蔓延，排外情绪上升，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合作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大国博弈加剧，非传统安全治理更为困难。面对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其加强治理离不开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但当前大国竞合分化，非传统安全合作也有所减少，这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打击跨国犯罪、预防经济危机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应对非传统安全复杂态势的战略对策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基于国内外非传统安全的复杂态势，我国需要加强对非传统安全的风险管控。

增强国内治理能力，提高综合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控屏障。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动预防关口前移，增强危机预警、评估与应急处置能力，升级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对疫情的精准防控，增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 推动经济建设持续向好。在经济复苏方面，重视民生工作，通过调减税收定额、增加信贷等手段强化政策支持以减轻对实体经济的压力，特别是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帮扶。释放和实现云端价值，推动数字化转型，激发数字经济潜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加强网络科技领域的立法工作。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加强依法治网，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加强社会安全建设。对社会问题加强研究，加大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较大行业和群体的关怀力度，健全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增强重大社会风险防控能力。

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维护周边安全稳定。目前，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仍是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抗疫援助的同时，应当积极通过双边、多边方式增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与战略对接。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强对网络违法行为的联合打击。对可能出现的动荡和风险要加强研判，发挥地区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合作管控地区局势，可在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共同塑造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

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进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承担着重大责任，需要发挥重要作用。由于非传统安全涉及的领域广泛，可根据不同领域的特性，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在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环境安全等领域可以优先加强合作。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反对单边主义和集团政治，增强多边合作的有效性。从共同利益相对较多的经济安全、环境安全领域入手，先易后难推进非传统安全治理合作。加强大国之间的协调。大国是影响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因素，大国协调至关重要。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大国不乏共同利益，可以增进合作，形成示范效应，消除治理赤字，纾解治理困境。不断推进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机制完善。如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等现有合作机制，或者推动新的合作机制的创建，从而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3]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概论（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4]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概论（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