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舆论生态变化与舆论引导新范式

5G时代舆论生态变化与舆论引导新范式

核心提示: 5G技术不仅仅推动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促使新闻传播业态和社会舆论生态发生深刻的变化。5G时代下,舆论主体更加多元复杂,舆论平台分散化、“圈层化”,舆论表达方式更为碎片化、情绪化,舆论传播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增加。对此,应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引导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探索社区网格化舆情管理模式,增强受众意识,讲究舆论引导策略,创新舆论引导新“范式”。

【摘要】5G技术不仅仅推动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也促使新闻传播业态和社会舆论生态发生深刻的变化。5G时代下,舆论主体更加多元复杂,舆论平台分散化、“圈层化”,舆论表达方式更为碎片化、情绪化,舆论传播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增加。对此,应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引导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探索社区网格化舆情管理模式,增强受众意识,讲究舆论引导策略,创新舆论引导新“范式”。

【关键词】舆论生态 舆论引导 5G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与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相比,5G 技术具备更快的传输速度、更大的信息容量以及低功耗、低延时、泛在、万物互联等优势,因而被许多学者称之为互联网的又一个“转折点”或者又一次传播“革命”,甚至正在引发所谓“传播学学科范式革命”。对于当今纷繁复杂的舆论传播而言,5G技术再次提出了新课题甚至是难题:5G时代社会舆论生态尤其是网络舆论生态已经或者将要产生怎样的变化?舆论引导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及机遇?如何有效地开展舆论引导工作?等等。这些正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5G时代舆论生态的变化

如同自然界或者社会一样,社会舆论同样可以视为一个相对自足的生态系统。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互动性”“海量信息”等特性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打破了原先相对的封闭性、稳定性,使得社会的舆论生态变得更为自由开放,同时也更复杂多变。早在2003年,新华通讯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了两个社会舆论场的概念。他认为当下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舆论场”;另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媒介融合的大力推进以及社会的剧烈变革,当下的舆论场已变得更为多元错杂。5G技术无疑会进一步助推社会舆论生态的这一变化。

舆论主体更加多元复杂、主体性增强。所谓舆论主体指的是舆论的发出者,除了政府和媒体,由于社会开放和技术赋能,社会各阶层如今均可以通过各类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发布信息、表达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讲,舆论主体就是广大的社会公众。社会公众的构成极其复杂多样,从形式上至少包括了个体、群体和组织三种存在方式。但作为舆论主体的社会公众既同质又异质,而且是可变的。只要面对共同的问题或者公共事件发布言论就成了相关的舆论主体。由于所处地位、所持立场以及利益诉求的差异,不免“众声喧哗”,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舆论。我们通常把政府、媒介和公众视为当今社会三类主要的舆论主体,三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

与大众传播时代相比,社会公众并非只是“数量庞大”“分布广阔”的被动的受众,而同样是具有很强自主性和参与性的信息传播者。他们不仅可以主动地获取信息,也可以主动地发布信息,与人分享和交流。在5G智媒时代,作为舆论主体的社会公众进一步被赋权,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主的公共表达。以往单向的宣传灌输方式越来越难以奏效,对话沟通必将成为达成社会共识相对一致的主要方式。

舆论平台分散化、“圈层化”。5G技术强大的通信能力及其“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特性,将会进一步推动全媒体移动传播格局的形成,但这并不等于信息传播平台趋于统一整合,恰恰相反,信息与传播新技术不断强化各类传播平台的传播能力,同时正在催生出各类新兴平台。简言之,舆论传播平台已难以“统于一尊”,或者形成单一的主导平台,而是日渐趋于分散化(尽管互相之间的互通关联性会增强),舆情发酵的通道不断增多。从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平台媒体会获得更为强大的舆论话语权,从而深刻地改变乃至重构当下的舆论生态系统。

一般而言,舆论主体在传统意义上具有非实体性特征。由于互联网提供了各类传播平台和社区(如百度贴吧、天涯论坛、豆瓣、知乎等),以及5G技术不断强化移动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多维应用,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虚拟“实体”。社会公众和网络用户因相同的兴趣爱好或是相近的立场观点而自动地聚合在一起,利用不同的传播平台,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信息和社交圈子或者“族群”,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多人参与、多人互动的传播与交流。一个网民可以固守在某一平台或者某一社区,也可以横跨多个平台或社区,甚至扮演多个不同的角色。数量庞大的网络传播平台和虚拟社区是当今社会舆论生成孕育的重要场所,是各种思想观点交流、交融乃至交锋的主要媒介与载体,对社会舆论的表达和传播产生极大影响。

舆论表达方式更为碎片化、情绪化。数字媒体固有的技术特征决定了信息和言论表达的碎片化呈现,微博(上限为140个字)文本、微信对话或者不计其数的网络短视频无不如此。网络传播速度和容量的提升,网络舆论平台的多元化和分散化,将导致舆论表达更为碎片化,舆情变得更为复杂。如果基于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意见即时、海量地无序呈现,而且支离破碎,几乎必然是真假混杂、是非莫辨,极易造成严重的信息紊乱。不同于深思熟虑的理性表达,碎片化表达通常更感性随意。加之其他因素,如网络个体受到分散化、圈层化传播和信息获取偏狭的限制,或者受到网络视频、社交媒体、全息媒体和在线直播等新兴媒体多感知性、交互性体验的影响,或者仅仅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态度,均可能强化舆论表达的情绪性。社会舆论的情绪化表达一旦获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网民的“共鸣”“呼应”,极易点燃潜在的累积性的社会情绪,引发更为激烈的舆论风潮。

舆论传播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增加。相比4G技术,5G网络提供的移动宽带服务速率更快、延迟更低,传输的数据容量更大,而且稳定性更好、安全性更高。譬如4G网络从终端到基站的时延一般为5毫秒,而5G网络从终端到基站的时延可降低到1毫秒,终端到服务器的时延从50至100毫秒降至10毫秒。总之,网络能效提升百倍以上,加之网络传播广泛的参与性、互动性以及极强的叠加、分化效应,如果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或者触及社会热点、敏感点,网络舆情可能在瞬间爆发,并迅速发酵、扩散与传播。由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复杂多元,舆论表达方式更为碎片化、情绪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舆情的发展演变难以预估把控,不确定性增加。

5G时代舆论引导面临的挑战

5G技术和全媒体移动传播平台强大的传播效能可以不断强化互联网作为社会舆论“直通车”和“集散地”的功能。5G 技术不仅压缩了时空距离,使得新闻信息和网络舆情的传播更加及时顺畅,而且参与性更广泛、互动性更强、体验性更好(尤其是AR、VR技术的普及),为广大民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供了更加便捷有利的条件。

由于以往的网络社区和舆论场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影响网民的信息认知和判断力,从而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和舆论生态的整体发展。5G技术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全移动全连接(甚至万物互联与万物在线化),新闻信息、网络舆论的多场域共振频率将会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信息孤岛”,更广泛地反映社意民情,加强社会个体、群体之间的沟通联系,有助于舆论引导的开展和实施。然而,5G技术不仅为舆论传播提供了机遇,也为舆论引导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传播环境复杂化,社会共识的形成难度增加。在大众传播条件下以及互联网早期阶段,传播形式相对比较单一,受众处于被动状态,而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下尤其在5G环境下,每个人均是活跃的信息传播者和生产者,而且主动性越来越强。大众传播由单向传播向多向传播发展,作为网络移动端的智能手机能够随意地进行信息的接收与传递,或者意见的表达和交流。政府、媒体、受众各方等作为不同的主体可以进行平等互动,平台和渠道极其丰富,议题设置多种多样,从而造就了一个极为复杂多变的信息舆论环境。

一般而言,传统媒体的单向性传播有利于宣传,却不利于讨论交流;网络媒体的多向性传播以及开放扁平化特性,为交流讨论甚至观点交锋提供了便捷的途径。然而,过度的“众声喧哗”恰恰难以有效地达成意见和观点的相对一致以及整个社会共识的凝聚。无数的、对立的意见不能达成相对一致,就无法凝聚人心,不利于社会发展,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突发性、情绪化的舆论风险。正是由于5G信息传播的便捷、高速、无所不在,民众的参与度高,网络舆情的风险性随之增加。可以说,舆论风险是当今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风险之一。目前,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突出,公共突发性事件频发,社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在急剧变革的历史阶段和“风险社会”中,任何一个事件,如果涉及某些社会敏感点或者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领域,由于不同力量因素的相互博弈,或者由于信息失真畸变、网络谣言的流布而引发的衍生效应,或者由于国际、地区性传播而产生的蝴蝶效应,网络舆情在传播过程中极易发生转向、升级或者裂变,并借助互联网尤其是5G技术在极短的时间内演变成为舆论热点、焦点、沸点,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如前所述,5G技术时代的舆论表达方式将更为碎片化、情绪化,而情绪化表达和言论正是舆情发酵和裂变式扩散的催化剂。网络用户的职业、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参差不一,立场和价值观各异。一般而言,大众对信息的真伪辨别力有限,容易产生媒介依赖症,对失实言论或者夸张偏激的观点产生盲从。由于5G多传播形态联动格局的出现,不同声音可以迅速地找到产生“共振”的舆论场,形成舆论的“回音室”效应;或者针对一件公共突发事件,就一个舆论热点,大面积的网络围观或参与,或者争论不休,相互言语攻讦和谩骂,或者一哄而起,群情沸腾,形成集体无意识、非理性的“广场效应”。由于受到无意识极端情绪的支配,人们失去了客观分析、理性判断的能力,导致了“群体极化”,本应是正常的观点碰撞或者讨论交流演变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或者“网络暴力”。于是,真实的信息或者正确的意见有可能被掩盖或者淹没,原本合理的利益诉求也可能发生扭曲和变质,从而损害网络舆论场的和谐和健康的民主政治生态。突发性、情绪化的网络舆论传播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隐藏着很大的社会风险,甚至可能引发民众恐慌、社会失序,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虚假民意”的干扰。互联网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发表言论、表达意见的机会,网络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迅捷地反映社情民意,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重要而便捷的途径。然而,所谓网络民意其实极为复杂,其与真实民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换句话说,网络民意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民意,至少代表性并不全面。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4.5%,但网民群体在年龄、职业、地域等方面依然有分布不均的情况。况且5G技术的发展并不平衡,很多地区或者社会阶层的民众无法接触到5G,或者缺少相关的互联网知识,“数字鸿沟”并未完全消失。因此,虽然网络舆论看上去“众声喧哗”,但实际上真正主动表达言论的仍只是部分人。由于“沉默的螺旋”机制的作用和从众效应,有相当部分网民只是附和性、跟风式的发言。网络舆论通常只能反映部分群体的意见,难以全面、广泛地呈现真实的民意。此外,技术或资本力量的操控、公众媒介素养偏低、非理性的言论表达、虚假信息泛滥以及标题党、“后真相”、网络谣言等现象都可能导致网络民意失真或者舆情失控。

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网络舆论乱象。资本介入对传媒发展和对舆论工作有积极的影响和正面的价值,如变革了舆论传播格局,丰富了舆论信息资源,拓展了舆论工作手段等。然而,资本的逐利性也是导致网络舆论乱象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对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产业的直接介入,或者通过投资和商业合作等对媒介进行渗透,商业资本还可以通过议题的选择性设置,或者借助技术手段和营销工具等方式实施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和操控。譬如运用标题效应、名人效应、视觉冲击、过度解读以及音频、视频、动漫、图片等多元媒介元素制造话题、扩散舆论;或者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微博、微信、论坛、舆论领袖、网络“推手”、“网红”甚至网络谣言等各种手段引发社会关注,左右舆论走向,实现资本价值的目标追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客观理性地认知资本影响与媒体舆论之间的博弈。

5G技术对舆论引导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几点,其他诸如:一些地方政府舆情应对能力不足;媒体传播责任担当意识弱化、把关人缺位;社会公众媒介素养偏低、法治观念不强和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等,这些“老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出现加剧的趋势。

5G时代舆论引导新“范式”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正在构建新闻传播新业态,也为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路径,但舆论引导的难度也在同步增加。舆论多元化,不同诉求的“杂音”甚至对立冲突意见将成为常态。当舆情发生后,一味采取“封杀”“屏蔽”等强制性措施既不现实也不一定有效,甚至可能衍生出新的更大的舆论危机。因而,我们的舆论引导工作,应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前提下,提高政府网站传播和引导能力,强化主流媒体的使命与担当,把握舆论引导基本规律,掌握舆情引导主动权;同时应开拓进取,坚持变革、融合理念,改进引导策略方法,创新舆论引导新“范式”。

一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引导机制。“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是党中央确立的新闻舆论工作应遵循的基本方针。2014年起,国家网信办开展“净网行动”,颁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即“微信十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等,为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管理提供了法治基础。因此,对新闻舆论传播的管理既要摆脱单一行政监管模式,也要杜绝放任自流的自治模式,应坚持党的领导和法治管理模式,积极营造正面舆论,正确引导社会公众理性表达意见,发挥情绪解压阀的作用,依法限制、惩处错误舆论的公开传播。

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5G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快跨部门、跨层级、多主体的舆情和数据共享系统的开发,政府、媒体、专家、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舆情,实现全国、全省等区域的互联网舆情和网络安全态势的全天候全方位感知和一体化指挥协调。各部门之间应建立快速反应和协调联动机制,在网络舆情发生时发挥“主心骨”的作用应对舆情,并对舆情走向予以引导。应明确政务新媒体的舆论引导主体责任,适当放权,切实发挥其作用。大力推动媒体融合,强化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利用全媒体矩阵合力引导舆论。行业组织是我国新闻管理与舆论引导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应明确自身定位,提升服务协调和社会运作能力。学者型网红专家也是舆论治理中的中坚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进驻新媒体平台,凭借专业知识成为网络舆论场的意见领袖,在正确引导舆论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钟南山、张文宏等医学专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科学普及,传播实时信息,在引导公众舆论和稳定社会情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社会公众尤其网民之间的理性沟通和自我引导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应予以重视。要充分利用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和舆情预警机制。利用智能技术提升舆情预警能力,重视舆情前置工作,对于及时疏导舆情意义重大。

三是探索社区网格化舆情管理模式。社区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城市管理的革命和创新,它依托统一的数字化平台,将管理辖区划分成为单元网格,既保证管理的精确和高效,也将被动应对问题转变为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成效显著。未来的舆情管理也可借鉴网格化管理模式,在物联网全场景智慧社区中实现分众化、精细化的舆情管理。具体而言,在硬件上要将舆情采集和分发融入到智能家居等智能化设备的设计理念中,精准采集和归类用户需求,根据用户偏好提供相关信息,如时事政策、突发事件、官方辟谣、本地舆情事件等等,通过网格化的信息服务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软件上,在社区基础数据平台上建立舆情信息动态数据库,有效整合社区舆情信息、当地政府和媒体资源,利用5G等技术加快舆情信息的采集、传送和闭环处置,实现对社区舆情信息的全面感知、快速反应和协同处理。

四是增强受众意识,讲究舆论引导策略。舆论引导是对社会舆论的评价和引导,或者设置话题制造舆论,其目标是引导人们的意向,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舆论引导终究是对人的引导。应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把握“时、度、效”原则,讲究舆论引导策略。除了极端言论和违法行为,要尽量避免强制的舆情管控和封锁。应当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不能强求一下子达到思想观点的一致,而是要通过平等的交流、沟通或者理性的争辩,激活线上线下互动机制,逐步推动舆论共识的形成。要努力克服“假大空”说教和刻板的官话套话,既保持权威性又增强舆论引导的吸引力、感染力。要善于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把握公众情绪,讲求舆论引导的节奏和方法,消解社会疑虑和不满情绪。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应增强服务意识,贴近受众实际生活,了解受众实际需要,化解矛盾,保障权益,提高政府公信力,增进官民互信、民众互信,促进社会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参考文献】

①柳斌杰、郑雷:《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管理与舆论引导问题、趋势分析》,《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2期。

②喻国明:《5G:一项引发传播学学科范式革命的技术——兼论建立电信传播学的必要性》,《新闻与写作》,2019 年第7期。

责任编辑:吴成玲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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