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美学的意识，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中国美学在自然美的观赏上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程颐说：“生之性便是仁。”朱熹说：“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生底意思。”“只从生意上识仁。”所以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与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自然界（包括人类）是一个大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机和生意，这种生机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他体验到人与万物的“生意”，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浑然与物同体”，得到一种快乐。这是“仁者”的“乐”。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的一封家书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意识。郑板桥在信中说，天地生物，一蚁一虫，都心心爱念，这就是天之心。人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所以他说他最反对“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就是豺狼虎豹，人也没有权力杀戮。人与万物一体，因此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不能把自己当作万物的主宰。这就是儒家的大仁爱观。儒家的仁爱，不仅爱人，而且爱物。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郑板桥接下去又说，真正爱鸟就要多种树，使成为鸟国鸟家。早上起来，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很快乐，这就叫“各适其天”。所谓“各适其天”，就是万物都能够按照它们的自然本性获得生存。这样，作为和万物同类的人也就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最大的美感。

我们可以说，郑板桥的这封家书，不仅包含了生态伦理学的观念，而且包含了生态美学的观念。

这种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和观天地万物“生意”的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古代画家最强调要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和“生意”。明代画家董其昌说，画家多长寿，原因就在他们“眼前无非生机”。宋代董逌在《广川画跋》中强调画家赋形出象必须“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明代画家祝允明说：“或曰：‘草木无情，岂有意乎？’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所以清代王概的《画鱼诀》说：“画鱼须活泼，得其游泳像。”“悠然羡其乐，与人同意况。”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陶渊明有首诗说：“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这四句诗写出了天地万物各适其天、各得其所的祈求。唐宋诗词中处处显出花鸟树木与人一体的美感。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人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王维）“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辛弃疾）有的诗歌充溢着对自然界的感恩之情，如杜甫《题桃树》：“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就是说，自然界（这里是桃树）不仅供人以生命必需的食品、物品，而且还给人以审美的享受。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中国美学中的这种生态意识，极富现代意蕴，十分值得我们重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文章有删节，详情请参阅《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