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复盘

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复盘

[中图分类号] E29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0)10-0021-05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著名战役。此战敌我双方出动兵力达10万之多,进行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大较量,且成为朝鲜战争的定局之战。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如此惨烈的战斗,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英勇作战,第十五军、第十二军及第三兵团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外,更在于志愿军部队的紧密配合和志愿军总部的战略运筹。

从“零敲牛皮糖”到“摊牌作战”

上甘岭战役的作战位置是位于三八线以北五圣山上甘岭地区的两座小山包——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这两个原本以其海拔高度命名的高地,今天的实际高度却下降了约两米,原因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长达43天的鏖战。1952年10月14日凌晨4时,美军对上甘岭发动了代号为“摊牌作战”的突然攻击。其中对五圣山前沿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的轰击极为猛烈,美军这一天的弹药消耗量就达到128吨,志愿军的阵地上平均每秒就要落弹6发。

美军为何要发起如此凶猛的攻势?这要从志愿军“零敲牛皮糖”似的攻势作战说起。

1952年3月底以后,抗美援朝战场上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志愿军由于运输的改善、阵地的巩固、武器装备的加强而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志愿军以营连规模不断主动出击,开展一系列挤占敌阵地、狙击敌军的行动。上甘岭537.7高地被敌方称为“狙击兵岭”,正是因为坚守高地的志愿军组织狙击手大量杀伤了美军和韩军。

从9月18日开始至10月5日,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首长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首长在正面第一线以志愿军7个军、人民军2个军团,向敌发起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并取得了很大胜利。给予敌成排、成连、成营以歼灭性打击。这种反击作战历时44天,进攻67个点,最后巩固15个点,歼敌2.7万余人。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志愿军连续打击下,已失去了先机进攻之利,并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美国陆军战史也承认:1952年“9月底10月初,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为了扭转其被动局面,谋求在和谈中的有利地位,10月8日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同时批准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提出的“金化攻势”计划,目标为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高地,行动代号“摊牌作战”。

志司给第三兵团和第十五军下达任务,要求这两个点要坚决守住,不能丢失。五圣山是我们的屏障,一定要稳稳守住。志司将全力支持你们!上甘岭位于五圣山南麓,五圣山位于朝鲜中部、金化以北约5公里处,东扼金城通往通种至东海岸公路,西瞰金化、铁原、平康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五圣山一旦失守,它后面200公里将无险可守。

坑道战: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上甘岭战役一开战就异常激烈。敌人在大量火炮、坦克、飞机的掩护下,以排至营的兵力采取多路多波次进行连续不断的冲击,轮番进攻。我参战部队坚决贯彻“坚守阵地,寸土必争”的作战原则,团结战斗,顽强拼搏,与敌反复争夺,激战终日,阵地失而复得,昼失夜复,坚守7天7夜,毙伤敌7000余人。涌现出用胸膛堵枪眼的黄继光、用身体连通电话线的牛保才、用身体抵住爆破筒的龙世昌、与敌同归于尽的孙子明等战斗英雄。进入作战第二阶段,我军退守坑道继续坚持战斗。

当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向志司打电话,报告上甘岭爆发激战的消息时,邓华感到这是与美军较量的好机会,在电话中说道:“我们等着他进攻等了4个多月了!送上门了,好啊!”邓华激动地讲道:“我们半年多来的坑道建设能否发挥作用,这次是个很好的检验。”坑道,是来自志愿军普通战士在战场上的创新。坑道工事在我军防御阵地上出现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立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1年10月志司发出指示,要求进行推广。随即,这年冬季志愿军正面第一线部队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到1952年3月,志愿军各师、团阵地已初步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与交通沟、堑壕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坑道能很好地帮助志愿军达成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4—5月间,志司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进一步研究改善坑道,统一规格标准和内部的“七防”(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要求,使之成为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还具体规定了坑道工事的规格标准。

1952年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上甘岭战役爆发时,彭德怀正在国内,邓华负责对上甘岭之战的战略部署。邓华指挥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工于科学运筹,曾对中外战史特别是工事的功能作用进行研究,认为构筑坑道工事意义重大,当敌炮火急袭时,我隐蔽于坑道内,敌炮火延伸时,我便进入野战工事来打击敌人。这样,志愿军平均每天减少了41.6%的伤亡。这就相当地减少了敌人飞机大炮的作用,发挥了我近战的长处。在6月的兵团干部会议上,要求各部队的工事,既要能扛住敌人重炮的轰击,同时还必须注意能发挥火力,便于出击。

到8月底,志愿军进一步完成了正面战线第一梯队各军的坑道工事,东西海岸也重点构筑了坑道工事。正面战线第一梯队6个军就构筑坑道近200公里,堑壕、交通壕650公里,各种火器掩体1万多个。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形成了具有20—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形成了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这一年的秋季,志愿军迎来了一场“万炮齐轰”的大硬仗——上甘岭战役。10月14—20日,“联合国军”白天占领地面阵地,志愿军则在夜晚依托坑道反击歼敌,恢复地面阵地,有时一天之中地面阵地数次易守。上甘岭成了一片火海。20日晚,邓华下令第十五军前沿部队全部退入坑道,准备依托坑道,协同前沿火力反击和兵力反击,里应外合地夹击敌人,杀伤敌人于阵地上,最后恢复地面阵地。第十五军按照这一指示,转入坑道战。

志愿军总部的战略运筹

面对“联合国军”的“赌博”,志愿军总部决心奉陪到底。为配合第十五军粉碎敌人对上甘岭的攻势,志司决定,将原定10月20日结束的战术反击作战延续到10月底,以配合上甘岭地区防御作战。10月21日,邓华打电话给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目前敌人成营成团向我钢铁阵地冲锋,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歼灭敌人于阵地外的良好时机,应抓紧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据此,第十五军命令第四十五师坚守坑道作战,争取时间,为恢复全部阵地的决定性反击做准备。

考虑到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发展到战役规模,仅靠第十五军显然力量不够。志司决定为第十五军调派援军。邓华问就近可派的部队在哪里。志司作战处代处长杨迪回答:“第三兵团所属的第十二军正从第一线阵地撤出,途经上甘岭山下,准备进到谷山休整。我们建议第十二军暂不休整,就地停止前进,将该军增援上去,这样最迅速又方便,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都属第三兵团,也便于指挥。”邓华当即给第三兵团领导打电话,命令当时归第二十兵团指挥的第十二军停止北返,立即增援第十五军作战。11月1日晚第十二军在李德生副军长率领下投入战斗。11月5日,第三兵团遵照志司首长要求“坚决战斗下去”的指令,对两个高地的坚守又进行调整部署,立即将第十二军换上去,接替第十五军进行防守。为便于指挥作战,第三兵团决定组织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第十五军前指),由第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统一指挥第三十一师和第三十四师反击作战。

第十二军的参战对上甘岭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基伟深有感触地说:“第十二军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当时,第十五军的二梯队已经拉上去了,敌人又调来了韩第九师3个团,韩第二师集中最后力量,加上美军空降第一八七团、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等投入战斗,597.9高地的战斗发展到决战阶段。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李德生同志的到来,第三十一师投入战斗,使我们更加增强了取得战役全胜的信心。可以说,第十二军部队的参战,保障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志司还采取诸多措施支援上甘岭前线。包括:迅速给第四十五师补充1200名新兵;急调榴弹炮兵第二师、第七师,火箭炮兵第二〇九团,第六十七军炮兵团,高炮两个团(第六〇一团、第六一〇团)之各一部加强给第十五军;命令就近各后勤兵站保障第十五军弹药食品等。到10月29日已经增调炮兵19个连,共计各种大口径火炮114门,喀秋莎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以猛烈的炮火,有效地保护了两个高地上坑道口的安全。还有工兵第二十二团第三营、担架营等部队参战。得益于这么多的援助,志愿军的坑道顶住了美军铺天盖地的炮弹。志愿军的大炮也毫不示弱,回敬给敌军35万余枚炮弹,创造了我军战史炮火之最。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根据对朝鲜战场敌情的分析,认为上甘岭地区要加强我方的火炮,遂指示志愿军总部“注意火炮的调配,加强该方面的作战”。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虽然不如美军,但从志司到兵团乃至军、师,都尽了最大努力,将炮兵集中使用到上甘岭战场。而且,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得当,而且炮兵与步兵的协同十分默契。大量炮兵参战,形成准确猛烈的火力,这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

美军在志愿军威力空前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美第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联合国军”方面称此役是“继1951年‘伤心岭’之后最大的一次攻势”,“以人与炮的比例来算,我们现在在这个战线上所用的大炮火力,是与在德国胡特林根森林战斗中所用的火力相等,那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军所进行的最猛烈的炮战”。他们还称“这是共军炮火最强大最猛烈的一次”。

11月25日,战役结束。在这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3个多师6万余人、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志愿军不畏强敌,打退“联合国军”营以上冲击25次,营以下冲击653次,牢牢守住了阵地。共击落击伤飞机274架,毙伤敌2.5万人,击毁击伤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

上甘岭战役打出了“上甘岭精神”,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胜利的奉献精神;不屈不挠,团结战斗,战胜困难的拼搏精神;英勇顽强,坚决战斗,血战到底的胜利精神。“上甘岭精神”举国传扬,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同义词。

我军的战略性胜利与联军的战略性失败

洪学智上将回顾上甘岭战役时总结道,这次战役是对我军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的严峻考验。我军坑道不仅是屯兵坑道,而且是战斗坑道,是两种坑道的结合。我军不仅能依托它取得战术性反击胜利,而且能依托它防御敌人大规模攻击。每一个阵地都与敌人反复争夺,每一个阵地都成为消耗敌人的“肉磨子”。

秦基伟战争日记记载,10月30日夜,“我134、135团和86团各一个连在百门大炮支援下经6个钟头的激烈肉搏战将597.9主峰及大部阵地夺回。守备在这个山上的敌人(伪二师六个连)大部就歼。这是达到最理想的情况了。597.9这是第三次全部恢复阵地的战斗。”至此,迫使联军停止了对志愿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

11月6日,美军第八集团军新闻发布官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参与策划这次进攻的美国军事专家悲叹,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和爸爸山(指五圣山)上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美国新闻舆论说:“美军的伤亡率达到一年来的最高点。”“金化攻势已经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联合国军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我们死伤的人数8000以上,得不偿失,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上甘岭一战,打出了国威军威,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证明了志愿军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以劣势的装备,也可以战胜现代化的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此战,志愿军战术、装备、后勤保障都得到很大的改进。最重要的是坑道战成为志愿军制约美军的“杀手锏”。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志愿军已经拥有以坑道为骨干和支撑点20—30公里大纵深的阵地防御体系。战壕和交通壕共长6240公里,比朝鲜海岸线(鸭绿江口至图们江口)还长751公里。志愿军构筑工事、挖掘坑道的土石方,如果筑成一米见方的土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圈半。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之所以能够顶住美韩军雷霆万钧的攻击,守住阵地,坑道体系的确功不可没!在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时,邓华感慨地总结:“工事构筑坑道是工事的骨干,也是我们防御作战中的主要依托。虽然敌人155以上榴炮增加了,而且已使用过千磅的炸弹,但亦无奈我何。正如有的战士所说的:‘要气死敌人的原子弹’。”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上甘岭战役是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战役。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一次大战。正如秦基伟总结的:“按作战建制部队计算,在3.7平方公里的地区内,敌人先后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就有6万余人,我方直接投入战斗的兵力4.3万余人。这样的兵力密度,是近代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整个朝鲜战争的兵力动员规模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德法战争和日俄战争。而上甘岭战役的兵力密度,不仅比朝鲜战争一至五次战役大得多,而且也是其它四大战争中任何战役所没有的。另外,在双方的背后,各有一支庞大的保障和配合队伍。近两百万兵力助战。”

美国前参联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曾说:“用这种方法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这是美国不得不同意在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志愿军在上甘岭同美军的较量,基本确定了朝鲜战争的走向,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进程。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段历史,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就有不同的收获。上甘岭战役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无论是传统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抑或是未来的智能化、数字化、无人化、精确化战争,虽然我们一时改变不了战争力量敌强我弱、武器装备敌优我劣、军事科技敌先进我滞后的客观现实,但我们只要全面进行战略设计和战略运筹,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变整个战场的总体弱势为局部战场的相对优势,集中优势军事力量以制敌;重视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深海、极地、太空、生物、网络、电子、智能等领域战略技术的持续突破,形成一招制敌的“杀手锏”;坚持人民战争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扬我军一往无前、决战决胜的战斗精神,就一定能够打赢未来战争,履行好捍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2]洪学智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3]秦基伟.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下)[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刘波,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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