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

当下，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特别反映在夏朝之争以及如何认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问题上。目前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往往众说纷纭，甚至针锋相对，特别是中外专家之间的立场判然有别。我觉得，许多争论的产生，不是研究对象有什么难度或多么复杂，而是我们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问题。我们传统的学术训练一直局限于经验性的知识传授，缺乏科学思维和方法论的基本训练，这可能是许多重要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关键所在。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我觉得应该梳理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这需要从科学研究最基本的原理出发，审视我们的研究路径是否正确。本文首先梳理科学研究的一些关键要素，然后思考这些原理和要素对我国文明探源的启示。

科学方法的要义

科学是一种或然性研究或置信度的考量。因此，科学研究从不奢谈“真理”，也与信念无涉。科学活动主要是评估观察对象不确定性的范围。人们把自然科学称为硬科学，把社会科学称为软科学，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来得精确和客观，而且容易被主观理解所渗透。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类寻找含义的解释性学科，很难做到完全客观。而考古学更为特殊，它是从物质文化间接了解过去，因此它的或然性或可信度更低。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说：“考古学是一门难以捉摸的学科。任何坚持某种记录绝对可靠的人，很可能是想欺骗别人，也绝对是在欺骗他自己。”

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本体论，是指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意义。本体论是对研究对象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意在了解和描述事物的本质。第二，认识论，有关我们如何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比如观念主义、唯物主义、价值观无涉或科学中立等。第三，方法论，是指用来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技术，也即采用什么途径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这三个方面涉及研究客体的本质、认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三个部分。其中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或有不足之处，研究的科学性就会存在问题。

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种比较研究，从对已知的比较来了解无知。特别是考古学，需要从历史学和民族学材料的比较中来了解古代社会与物质文化。比较也包括解释，为何不同原因导致相似的结果，或者表面相似的情况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在我国的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就科学性而言，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不足之处。从本体论而言，我们采用的概念往往模糊不清，使用十分随意。从认识论而言，主要依赖直觉的经验主义，缺乏理性主义的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从方法论而言，主要凭借材料和事实的总结与归纳，缺乏透物见人或因果机理的实证分析。

文明探源的科学性剖析

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我们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概念不清，对讨论对象的本质没有统一的科学定义。如果对同一个术语和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那么再热烈的讨论也是“鸡同鸭讲”。在我国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文明”“国家”和“城市”这几个关键概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在科学定义上学界也没有达成共识。虽然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在讨论文明与早期国家中，这三个概念往往彼此互换，或用某个概念来论证另一概念的真实性。比如，用城市（还有文字与青铜器）作为文明与国家产生的标志，或将文明等同于国家。这三个概念的本质是有区别的，文明一般是指文化、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层次，城市是一种聚落形态，而国家是一种政治体制。

在概念类比的分析中，我们常用考古学文化来对应族属甚至国家与疆域。大家比较熟悉的类比，就是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夏国=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朝的疆域。实际上，这种类比并非以实证为基础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猜测。我们没有办法以一批器物类型特别是陶器为前提，依次推导出夏族、夏国以及夏代疆域等结论。这些概念所指对象的性质不同，彼此无法对应与契合。

在认识论上，中国的传统认知途径基本是“求实”，提倡“眼见为实”，信奉“无征不信”。这种传统缺乏现代科学的背景，并没有把探究表象和缘由的因果关系看作一个可用逻辑推理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欧美的文化传统是“求真”，并不满足知道是什么，而是探究为什么。同时，科学认知还强调解释者必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避免把自己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投射到客观对象之上。

在方法论上，我国学者基本上采取经验主义的归纳和描述，缺乏理性主义的逻辑实证分析，也缺少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受国学的影响，我们偏好文献研究，信奉“二重证据法”，强调史料在文明与国家起源中的核心地位，对疑古的科学精神持保留态度。这种研究大多局限在何时、何地与何人的范围，缺乏对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动力和过程的探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国际学界把文明与早期国家的探究从社会不平等的源头上考察，将去个人化或制度化的不平等看作社会复杂化的起源；这种制度化的不平等造就了长子继承制世袭不平等的出现，然后是整个社会分层的形成、酋邦社会的出现，而国家的起源则是以酋邦的血缘世袭体制被官僚体制所取代为标志。

对我国文明探源的启示

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将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哲学来研究，一直发展到以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研究离不开哲学认识论的指导。古代科学方法基本是一种直觉方法或建立在直觉基础之上的思辨方法。而现代科学虽然也凭借直觉，但是也以其他精致方法为基础，单凭直觉会把人引入歧途。中国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一种缺乏理论的直觉研究，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这种传统方法的缺陷，表现在分析概念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认识上依赖直觉和经验，难以透物见人；方法上依赖归纳和总结，难以探究事物和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

由于文献和史学导向在我国文明探源的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于是造成基本的探索课题都来自文献，缺乏从文化人类学的类比中增进我们对文明与早期国家发展原因和动力的思考。依赖文献也使得许多学者虽然口头承认疑古的历史意义，但是总体上还是将文献批判视为一种负面态度。然而，善思和善疑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特质，我们对待文献应该具有自己的批判力和思考力，而不是为积累材料而做一个“书呆子”。法国生物学家贝尔纳指出，构成我们研究最大的障碍是已知的东西而非未知的东西，已知的东西会使我们丧失好奇而不再怀疑。

我国文明探源在科学方法上存在先天不足的薄弱环节。一方面，大部分研究只是停留在自说自话的状态，并且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停留在表象分析的层面上，难以深入到因果机理的剖析或提高到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无法进行平等的对话。

文明探源是世界性的课题，而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主要坐标。如何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文明探源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正如俞可平所言，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超越国家的普遍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带着沉重的怀古情结来观察和评判现实，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思维定式。我们在进行纵向思维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横向思维，即跳出自己狭隘的历史经验，虚心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这才能使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使中国的学术智慧成为全人类学术智慧的重要内容。

作者：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陈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