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巍峨正阳门

坐落在北京古城中轴线上的正阳门，是内城的正南门。因其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所以俗称前门。正阳门自始建至今，已经跨越7个世纪，其间经过移位、更名与多次重修，形制逐渐完备，规模愈加恢宏。正阳门以“宅中定位”的优势，具有内向拱卫皇城，外向隆示万邦的国门地位，一直领秀京师诸门。前门外大街，从明朝开始就是北京繁华的商业街，到清代更为兴盛。时光流逝，正阳门历经数百年沧桑，其军事防御功能早已褪去，作为老北京亮丽新名片的文化功能日益提升。

巍峨隆崇 礼仪国门

正阳门的前身称丽正门。丽正门是元大都城的南城垣正门，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位置在今长安街稍南。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将大都城南城垣向南拓展，丽正门迁到了今天正阳门的位置，起初只建了城楼，仍沿称旧名。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至四年(公元1439年)，增修了瓮城、箭楼、东西闸楼等军事防御设施，并将丽正门更名为正阳门。

正阳门的国门地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元代的丽正门是百官上朝集中之地，多呈冠盖如云之状，时人黄文仲《大都赋》称此门为“衣冠之海”。元世祖每年出城到郊坛举行典礼，其仪仗必经丽正门，因此可以说其国门及礼仪之门的地位，在元初便已形成。

正阳门国门地位的正式确立是在明英宗时期。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大规模修建北京城垣，各城门的瓮城在正统时期最后完成。9座城门建成后，“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年之瞻矣”。增修后的城门，以正阳门形制最为隆崇，其主体建筑格局，在此后的四百多年间，基本没有改变。明代后期的京师内、外城十六门中，仍以正阳门最为宏壮，而且在形制设置上与其余各门有些差异：正阳门不仅箭楼之下开有券门，而且瓮城东、西两垣各开券门一座，上面加盖闸楼，而其他城门瓮城只开一座券门。此外，正阳门也是明朝历代皇帝车驾前往天坛祭天或到先农坛侍弄那“一亩三分地”的必经之路，可谓关乎国体和国威的礼仪之门。

清代北京的城门有过多次的改建和修缮，但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旧制，在规模建制与礼制功能方面没有大的改变。

正阳门城楼的规制高于内城其余八门。正阳门城楼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内城其余各门楼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清末内城各城门城楼通高（自地平至兽脊）大多在30—40米，如安定门楼高37.5米、德胜门楼高32.6米、宣武门楼高33米、崇文门楼高33.4米、朝阳门楼高32米、东直门楼高34米、西直门楼高34.41米、阜成门楼高35.1米，唯正阳门楼最高为40.96米。此外，正阳门桥并列三座，其余各门外均为一座石桥。对清代正阳门国门地位的肯定，正如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正阳门楼工程奏稿》所说：“正阳门宅中定位，气象巍峨，所以仰拱宸居，隆上都而示万国。现在奉旨修复，其工费固宜核实撙节，而规模制度，究未可稍涉庳隘，致损观瞻。”

正阳门礼制愈加完备。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载：“正阳外门设而不开，惟大驾由之。月墙东西设二洞子门，为官民出入。”这里所说的正阳外门就是箭楼下的门，平时不开，专供皇帝御驾出入时开启。官民只能走瓮城两侧的门洞。并且，正阳门仅许轿子进入，车辆不准通行，京官没有乘车进出的。正阳门对出入的控制更为严格，傍晚六七点即下钥关闭城门，到半夜再打开，以通朝官。另外因为正阳门的特殊地位，在北京内城九门中，只有此门不许抬棺出丧，这种状况直到清朝灭亡才被打破。作为御路的前门大街，经常整修，备受重视。每逢冬至天坛大祀，“大清门正阳门至天坛所有御路派八旗满蒙汉各官厅分段修理，一律填平其有凹凸者，亦须用三合灰土修筑”。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固若金汤的北京城垣未能抵挡外国入侵者洋枪大炮的进攻，正阳门失去了其军事防御功能。同时，伴随着中国封建帝制的完结，正阳门的国门地位也随之消失。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北平国货陈列馆，馆址即设在正阳门箭楼，当年11月正式对社会开放展出。至此，正阳门经历了一次历史性变化：从封建帝都威严的国门转变为宣传民族工业的公益场所。

商贾列肆 既庶且富

明代永乐初年，前门外就建有铺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此后逐渐形成了几条廊房胡同。随着大运河的终点码头移至东便门外大通桥下，又修建了很多介绍买卖的牙店“客店”和存放商货的货栈“榻坊”，原本就有商业基础的前门一带也很快发展起来。

明嘉靖时期，前门外大街已经成为北京繁华的街市之一。《皇都积胜图》描绘了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正阳门外的商业情景。画面上，前门外大街各种店铺林立，从五牌楼经正阳门到大明门前，布棚高张，从珠宝古董、绸缎皮货、字画笔砚，到衣裳布匹、刀剪陶瓷、纸花玩物，应有尽有，一摊连着一摊，游人不断，形象地展现了正阳门区域商业的繁盛景象。

到了清代，外城是北京市场和商业设施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最为繁华的地方。前门外大街两侧，是各类商铺的聚集区。在明代“朝前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门商业区，范围广大，北起大清门前棋盘街左右，南达珠市口，东抵长巷二条，西尽煤市街。乾隆年间，前门外珠市，“前后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凡金绮珠玉以及食货，如山积。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京师之最繁华处也”。乾嘉之际，杨映昶在《都门竹枝词》中用“晴云旭日拥城闉，对面交言听不真。谁向正阳门上坐？数清来去几多人”来表达前门外热闹喧嚣、人气兴旺的景象。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清廷颁布谕旨：“京师首善之区，商贾云集，正阳门大街两旁，向有负贩人等，列市贸易，势难查禁。但勿许侵占轨辙，以便车马往来。”当时前门外大街一带，不仅富商大贾众多，而且行商小贩云集。粮食、米面、瓜果梨桃、日用杂品等农副产品在这里均有出售。作为综合性商业街市，大栅栏拥有门类齐全、资本雄厚的商店，如同仁堂药铺、六必居酱园、滋兰斋点心铺以及清末开设的瑞蚨祥绸布店等。这里聚集了许多银号、钱庄、炉房、票号等，成了全城实际的金融中心。清代前门外商铺无论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据推算，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着火殃及23条胡同街市，被烧毁的店铺达1800余家，连同其他各种商铺估计在4000家以上。

在正阳门前，连接东西城的是一条大街。在正阳门外大街东西铺面房后面还有两条南北向的商业街，东面是肉市街与果子市，西面是珠宝市与粮食店，形成三街南北并行的局面。前门外正街的店铺，大部分晚于里街的店铺。由于它们在街面上，生意一般比里街的买卖兴隆，所以著名的老店铺多。每个老店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文化、技术文化等文化特征。如“都一处”店名的来源，据说是清乾隆所起。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深夜回京，到酒铺用餐，因除夕京城仅此一家还未关门，又服务热情而龙颜大悦，于是派太监赐匾取名“都一处”。

民国以后，以卖酱羊肉著名的月盛斋也迁到前门外大街。这时由于建立了前门火车站，每天吞吐着大量旅客，前门大街更为拥挤。后来，还开设了好几家大服装店、百货商店。北京最老的照相馆——大北照相馆即开设在这里。古老的商业街——前门外大街，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着。

历经沧桑 旧貌新颜

近代以来的正阳门历经劫难。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正阳门箭楼失火。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清廷国库空虚，财力紧张。箭楼所需的三丈四尺多长的大柁，都无力筹办。后来把西郊畅春园中九经三事殿中的大梁拆下使用，才把箭楼修复。

最大的一次火灾，是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庚子之变。6月16日，义和团在前门一带查禁洋货，并放火焚烧了前门外老德记大药房。正阳门箭楼在这次火灾中遭到严重损毁。8月14日，箭楼又遭八国联军火焚，城台以上部分尽毁。1901年底，当逃往西安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即将回京，负责迎驾的官员在残存的正阳门箭楼城台上，用杉槁、苇席、彩绸临时搭建了彩牌楼，以迎圣驾。1902年，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陈璧计划修复正阳门。工程于1903年5月动工，1906年完工。

1915年，由当时的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主持，延聘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对正阳门进行改造，拆除正阳门瓮城及东西闸楼，在城楼两侧城墙上各开两个券门，有效解决了前门城楼一带的交通拥堵问题。在拆除瓮城的同时，还对箭楼进行了改建。现今前门箭楼依然保持着改建后的形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明清两代京师各门渐次消失，唯有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保存完好。政府对正阳门城楼、箭楼多次维修。1952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拨正加固；1957年城楼、箭楼装设避雷针；1976—1978年对唐山地震后的城楼、箭楼大修；1989年和1991年分别对正阳门箭楼、城楼进行修缮，并对公众开放，成为一座展示老北京历史文化的博物馆。2005—2006年，北京市政府拨巨资，又对城楼箭楼进行全面的保护性大修，并推出《正阳门历史文化展》。

近两年来，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全面展开，成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南起永定门、北至正阳门的南中轴线，承载了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彩内涵。在清末民初逐渐形成的天桥文化就是一种极具北京特色的民俗文化：就其形式而言，有说相声、表演杂技等精彩演艺活动；有炒肝、卤煮火烧等精美小吃；有同仁堂中药、张一元茶叶等老字号商品。就其内容而言，演艺节目通俗易懂，深受时人喜爱；北京小吃香甜可口，四方皆宜；老字号商品质优，童叟无欺。

巍峨雄伟的正阳门，以其无声的建筑语言，向世人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历史的变迁。正阳门经历了明永乐时期的雄强进取、清康乾盛世的开疆拓土，也目睹了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如今，它正见证着中华民族复兴奋进的新时代。

（作者简介：章永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