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思想史研究主要研究的是理论家和理论流派的思想演进史；学术史研究以思想史研究为基础，并进一步拓展到对理论家思想的理论逻辑、传播史、理论与实践效应的研究。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是进一步深化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维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对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从内容上看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主要研究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流派的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发展史。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取得较大的成绩，不仅形成了多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而且形成了多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流派和理论问题研究的专著，使得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趋势、轨迹有了较好把握，并对西方社会的新变化有了更深认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则尚待进一步展开，它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内在逻辑和演变史、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解释史、传播史以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关系，结合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从总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真正实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对于推进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虽然也涉及理论家理论观点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源，但其侧重解决的是如何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观点及其思想发展史。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史、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上，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和理论发展的整体逻辑，而且也必然使我们要联系西方的社会运动、思想运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从而克服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脱离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社会运动、思想运动，孤立考察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观点的不足；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要求探寻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史、理解史和传播史，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使我们理解和把握解释史、理解史和传播史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哲学理念的演变，在促进我们更加深入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失的同时，也必然有利于我们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哲学理念的变迁史；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要求我们在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逻辑和在中国的传播史的基础上探寻其理论效应，有利于我们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从而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有益思想借鉴，进而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有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两个维度。所谓“历史维度”是指应当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建构的现实逻辑和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所谓“理论维度”是指应当揭示支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的理论总问题、理论效应以及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哲学理念的变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历史维度要求我们应当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准确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哲学文化思潮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从而科学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思考的实质，进而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主题的演进和理论个性，并在此基础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根源以及与西方社会运动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要求我们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具体理论观点，把握其理论思考的问题框架，从整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整体上把握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决定了理论家的理论思考方式、理论思维方式以及理论家如何思考时代问题和提出理论问题，而且也决定了理论家如何处理他与文化传统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的哲学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之所以要求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把握不同流派和理论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在实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流派和理论家的理论目的、理论个性和理论价值。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哲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注重揭示无产阶级在当代西方社会的生存境遇，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此基础上深化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但他们理论探索的目的又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具体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和哲学形态的探索，其目的是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形成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进而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而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他们主要是从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人学或批判的唯物主义，进而展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他们在深化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同时，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问题上远远不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指认当代西方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的趋势与个性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其理论目的是如何使西方社会的个人从被总体统治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形成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分析以及马尔库塞的“自然的解放”学说的影响，只是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立足于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对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分析与生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理论建构。这就意味着只有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我们才能真正从整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家的不同个性。而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哲学理念，有利于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