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进谏的流变

核心提示： 明朝建立了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言官群体。明代言官的弹劾进谏空前激烈，对于宦官权臣的奸佞妄为和皇帝有违祖制道统的行为，众多言官言辞激烈、毫不留情地集体跪谏、持续极谏，甚至以批评皇帝为荣，有的还因此得到“清流”的美名。

【摘要】明朝建立了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言官群体。明代言官的弹劾进谏空前激烈，对于宦官权臣的奸佞妄为和皇帝有违祖制道统的行为，众多言官言辞激烈、毫不留情地集体跪谏、持续极谏，甚至以批评皇帝为荣，有的还因此得到“清流”的美名。

【关键词】明史 言官 监察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在明朝历史中，多次出现言官集体跪谏、持续极谏的惊心动魄场面

明代的言官分为都察院（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两个系统，它们各自独立，也互相监督。由于两个系统的官员均以言论为其要责，所以又被称为“言官”。明代言官的官秩不高，但身份独特。在明朝历史上出现了看似矛盾却又真实存在的一幕：一方面是明代君权较前代高度集中，皇帝对大臣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其对官员颇具羞辱意味的廷杖制度达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有明一代因冒犯“龙颜”而被廷杖致残甚至殒命的官员累累相属。另一方面，明代官员——特别是言官的弹劾进谏却又是空前激烈，对于宦官权臣的奸佞妄为和皇帝有违祖制道统的行为，更是出现了众多言官不畏强权、前仆后继的拼死抗争，对明代的朝廷政治影响至深。

就明代言官的进谏及其影响而言，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到英宗正统年间，言官的进谏基本围绕加强皇权、劝谏君主、维护民生而展开。这一时期，前有明太祖、明成祖这样强势勤政的皇帝，官员一般不太敢逾越雷池违法作奸，后有仁宗、宣宗和英宗前期“三杨辅政”的温和治理，政治相对开明。因此，这一时期的言官上疏一般能被皇帝接受，能起到相应的监督纠劾作用，言官与皇帝、朝臣之间没有大的激烈冲突。英宗之后，朝政变化频仍，乱象迭出，言官的进谏日趋激烈，主要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与宦官乱政的抗争，如宪宗朝揭露汪直，武宗朝抵制刘瑾，熹宗朝与魏忠贤的斗争。二是弹劾朝臣官员的不法行为，弹劾对象既有当朝权臣，如世宗朝的严嵩，神宗朝的张居正，崇祯朝的温体仁、周延儒，也有地方、六部各级官员的不法行为。第三类则是针对皇帝的进谏。有针对君德缺失与朝廷政策的，如谏武宗荒淫，世宗崇道，神宗懒政及其矿监税吏的毒虐天下；有谏皇帝不合道统祖制的，如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万历朝的“立国本”之争。其中，不畏死难、前赴后继地进言，多出现在与宦官的抗争中；集体跪谏、持续极谏多出现于与君主的冲突及对权臣的弹劾中。在这些抗议弹劾活动中，众多的言官不畏强权，不惧君威，体现了其忠于职守、刚直不阿的职业素养。

明代言官敢于直言犯谏，甚至不惜性命顽强“死谏”，有诸多影响因素

就官员的职责所当而言，明代言官与普通的官员有所不同。普通官员可以凭“在其位，谋其政”的责任心来弹劾劝谏，若不愿为之还可退而明哲保身。而言官则不同，明代监察机构比前代地位更高，监察权的独立性更强，都御史的权力比前代御史也更大。“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被视为天子的耳目风纪之司。具体地说，凡是“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官员贪腐、破坏风纪、心术不正、扰乱朝政、徇私枉法等诸种不法行为，皆属弹劾之列，甚至还参与考察官员、会审大案要案。六科则主掌规谏君主，“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这一制度规定要求言官“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由此，谏诤封驳、纠举百官，不仅仅是言官的权利，更是他们的义务。到了明代中后期，甚至皇帝本人也往往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言官若见违规而不察纠，即属失职。

明代在言官的选拔上，一直秉承“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方可任之”的要求。言官的年龄大多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年轻气盛，官场关系简单，顾虑较少，“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这些基本素质使得众多言官能够做到秉公直言，履行监督职责。而且，按明代规定，如果规谏或弹劾成功，可以很快获得重用，提高升迁速度。特别是隆庆、万历时，言官升迁已多有破格之例，这种激励政策也极大地调动了言官直言敢谏的积极性。此外，明代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朝廷局势变动很快，因直言而受到贬斥打击的官员，有些会很快平反，声望反而更高。特别是对于前朝被贬官员，后继的君主也会加以进用。这就使得很多言官相信，即使现在蒙冤受屈，日后终有出头之日，这样他们在行使职责时，便能做到以国家社稷为己任，勇于直言。

言官们进言所面对的是乾纲独断的皇帝，权柄朝野的大臣，掌执东西厂、可以操控他们生死的宦官，每一次的进言弹劾都有极大的风险，有明一代，因进谏、弹劾而遭报复贬斥甚至付出生命的言官不计其数。但即便如此，仍有诸多的言官知难而进，这与中国古代官员道高于君的精神信仰不无关联。在对官员的训诫培养方面，秉承儒家传统的官员们都被赋予一种“道高于君”“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信仰。言官们往往以“国而忘家，忠而忘身”“文死谏，武死战”而自勉，“忠臣不避重诛”是他们的信念，即便言出祸随，也决不退缩。这种对道统正义的信仰，对卫道信念的坚持，表现在他们与宦官专权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殊死搏斗中，也表现在对君主荒芜朝政、权臣祸乱朝纲的毫不畏惧的进谏弹劾中。

武宗时期，面对刘瑾以“站皇帝”自居的嚣张行为，南京御史蒋钦，上疏后被捕入狱，并被处以廷杖之刑。但他宁死不屈，在受廷杖后第三天，仍在狱中上疏弹劾刘瑾乃“悖逆之徒，蠹国之贼”，请求武宗“急诛瑾以谢天下”。结果又被责杖三十，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他仍不屈服，在狱中再次上疏，又复杖三十，“杖后三日，卒于狱”。但这并没有令言官们却步，其他的京师给事中及地方御史纷纷上奏纠劾，即使身陷囹圄，仍然不屈不挠。刘瑾最终被诛，言官们坚持不懈上疏弹劾功不可没。

晚明时期人文主义思想日渐兴起，社会风气日趋开放，更有李贽“异端”思想的出现、“西学东渐”之风的盛行。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官场的等级权威、君权至上的观念受到挑战，社会舆论对于传统的批判，对于时政的批评，逐渐从官场扩展至民间，社会自下而上地出现了“非君议政”的“僭越”思潮。这种变化在嘉靖时期已有所显现。嘉靖后期，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谏诤事件，这便是著名的“海瑞棺谏”。海瑞性格刚直，坚持奉公执法，廉洁自律，是有明一代著名的“清官”。嘉靖四十三年，海瑞升任户部主事，针对明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的荒唐行为，毫不留情地上《治安疏》进谏批评。疏中借民间所言“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痛斥嘉靖是一个残忍自私、虚伪苛责的君主，并直言“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其言辞之激烈实为罕见。这样的奏折自然令世宗龙颜大怒，他将奏章怒掷于地，令左右将海瑞擒拿待诛。当时旁边有一个宦官告诉世宗，这个海瑞素有痴名，向来无惧生死。他前来上疏时，自知会触怒皇帝，已然自备棺材，静候责罚。世宗听罢，想想也无法与这种“痴人”一般见识，最终只好赦免了海瑞的死罪。

世宗此时之所以放过海瑞，主要是迫于其时明代社会“道统”舆论的压力。明后期，儒家所提倡的道统影响日益扩大，“仁义、礼治”被奉为君主统治的道德圭臬，掌权的士大夫都以道统自居，海瑞更被视为道统的象征和代表，民间百姓尤是赞美海瑞的清官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世宗面对社会道统的压力，也不得不让步。这一变化到了万历时期更是明显。纵观万历时期的朝廷政治，明政府的许多决策并非由皇帝一人决定，而是通过皇帝并不参加的“廷议”集体决定的，这也是朝政氛围日趋宽松的重要标志。在朝臣的进言方面，万历时期的官员上疏，言辞较之嘉靖时更加严厉。如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所上的《酒色财气四箴疏》中，直斥万历皇帝嗜酒、贪财、恋色、尚气，其言语之激烈，比海瑞骂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治安疏》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即便如此，神宗也没有治雒于仁死罪，他只是对雒等人贬斥罢官，并消极地将奏疏留中（无限期扣押不予处理），由此开启了明代大臣奏疏留中的先例。万历朝兴起的言官对皇帝劝谏、批评的诸多风潮，与政治氛围不无关联，既然进谏不再有性命之忧，言官进言便日甚一日，甚至形成一种风气，官员以批皇帝（批鳞）为荣，有的还因此得到“清流”的美名。再加上明代言官还可以适当地“风闻奏事”，由此也助长了标新立异、出人头地、为弹劾而弹劾的沽名钓誉的风气。

言官进谏走向另一个极端，给晚明政治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皇权至上，言官生死荣辱系于君主之恩威。明代的言官制度是皇帝为监察掌控百官而设，而不是为制约皇权而设。在制度层面上，皇权不受法律约束。因此，言官弹劾、进谏的结果最终要取决于皇帝的态度，皇帝对言官进言的取舍有最终决定权。兹以明代嘉靖时的“大礼议”之争为例。“大礼议”之争是明世宗继位后与大臣们第一个激烈的冲突。按世宗的父亲是宪宗的第四子，祖母是邵贵妃，由此，世宗是作为庶出王子的后代入继帝位。依当时的承继传统，世宗应作为孝宗的过继儿子继承皇位，以孝宗为父，张太后为母，而以他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皇叔父母。但世宗坚持不接受这样的安排，为此君臣僵持，各不相让，最终演变成震惊朝野的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大约有朝臣二百多人，跪伏左顺门哭喊，“声震阙廷”，请求世宗接受劝谏。这期间世宗数次命司礼太监传旨劝退，众臣仍跪伏不起。最后世宗恼羞成怒，下令严惩跪伏者入狱。当时各部官员中，四品以上者夺去俸禄，五品以下者杖之，先后共有一百八十余人惨遭廷杖，内中言官达数十人。

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之争的转折点，经过这场风波，世宗对言官的厌烦情绪日增：“厌薄言官，废黜相继”，而众臣的士气也大受打击，“纳谏之风微矣”。由此可以看到，言官的劝谏效果，最终还要取决于君主自身的素质和纳谏的态度，超出君主所能忍受的程度，便会被漠视。即便像“大礼议”这样涉及承继传统规则的大事，若皇帝拒不接受，言官也无可奈何。

言官群体良莠不齐，明代后期部分言官卷入门户之争，“敢言”异化，加剧晚明朝政乱象。明代士风在万历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便是门户之争日趋激烈。而在制度设计层面，言官实际上被置于一个“精心设计的使猜疑和告发的矛盾倾向增加到最大程度的官僚结构中”，科道互纠的制度设计更是加剧了这种门户之争，官员站队现象日甚，言官进言也从以往的“以事论彼此”而慢慢演变成“以彼此论事”，朝政言路风气大变，言官进言所应有的公正性因为门户之争而消磨殆尽。最直观的，莫过于张居正身后朝廷上下对他的清算。张生前权重朝野，言官谄媚承望者甚众。张去世后，部分言官察言观色，敏锐地觉察到神宗对张居正的不满，便不失时机地上疏弹劾，攻击张居正，特别是当年被张打压过的人，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构拟陷害。而面对谗说肆行、是非不分的局面，品秩较高的朝臣因惧被指摘有朋党、阻塞言路之嫌，也不敢出头阻止。这给晚明政治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到天启至崇祯年间，东林与阉党之间的斗争血雨腥风，水火不容。言官也严重分化，有些言官不畏强权，与阉党殊死抗争，有些言官便投靠奸臣权阉，党同伐异，便己肥家，成为党争的重要推手，加剧了晚明朝政乱象。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