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突显合作共赢主旋律

人类命运共同体突显合作共赢主旋律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中,与会各国认为,面对抗击疫情、复苏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克服发展失衡、化解金融风险与地缘争端等问题,多边合作都是最佳选项,加强国际合作成为广泛共识。

对照现实,国际合作共识与国际合作实践呈现出巨大反差。其中原因有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销蚀国际合作根基,更有国际合作理论的缺场。虽然国际社会在国际合作实践的推动下,围绕能否实现合作这一核心主题形成了以新现实主义学派的霸权合作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制度合作论以及建构主义学派的文化合作论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合作理论,但在当前国际交往实践的检验下,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面临双重危机。一方面,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难以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要求,对当前国际社会发生的诸多国际现象无法给予合理解释,存在失语危机;另一方面,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对当前国际社会发生的国际合作行为无法提供有效指导,难以预测未来发展变迁趋势,存在失效危机。在此背景下,立足国际社会现实和世界各国发展诉求,国际合作理论应当实现更新换代,应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的失语、失效危机,指导国际社会解决发展困境,实现全球治理。

一部人类思想发展史,也是一部思想超越史。没有思想上的不断超越,人类社会就无法不断前进。在国际合作成为迫切需求和传统国际合作理论失语失效的矛盾中,中国作为非西方群体性崛起国家中的大国,本着构建理论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的初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汲取和合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和谐世界为目标的国际合作实践经验,指明了合作共赢的方向。合作共赢立足于国际社会共存共在的现实形态,以互相信任为合作前提,以共同利益为合作动力,以共同价值为合作基础,以共商共建为合作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合作目标,适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拥有全局性视野和整体性思维。合作共赢分别从平等合作、共赢合作、整体性合作三个维度超越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的权力思维、零和思维以及线性思维。

以平等合作超越权力思维

“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视域下的合作多是遵循强制度下的同质性合作”,具有强烈的权力思维。首先,霸权合作论的实质就是霸权国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主导及创建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逼迫弱小国家参与其中并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一种强制性合作。其次,制度合作论认为制度可以解决国际合作过程中的信息障碍、沟通障碍,降低交易成本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促使合作的达成。制度合作论依赖于某些主导国创建、维护国际制度的运行逻辑,为某些主导国改变制度的具体内容、掌控国际制度的具体运行创造机会,而弱小国家只能被动地服从主导国的权力。最后,塑造共同文化的合作基础,让文化合作论具有天然的合作门槛,即合作主体的同质文化,而异质文化的国家因塑造共同文化的难度大而被排除在合作范围之外。

由此可见,无论是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文化合作论均不是涵盖世界所有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合作理论,它们都是从维护大国利益出发,追求大国自身利益的增长,而毫不顾及小国、弱国在合作中的平等地位与合理诉求的国际合作。在它们主导的国际合作中,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平等参与,也不是所有的合作利益都能公平分享,这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分裂,产生了边缘化国家。合作共赢则突破西方国际合作理论中将大国和强国作为研究重点、小国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权力思维,超越了维护霸权国以及大国利益的霸权属性,强调平等合作。无论是大国、小国、富国、穷国都可以平等参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可以加入,倡导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命运、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国际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以共赢合作超越零和思维

一般说来,增益是参与国际合作的原始期待。但是,在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背景下的国际合作实践中,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实践中,双方虽然都有获利,但是这种获利是不均衡的。西方发达国家因享有发展的先发优势,拥有高级经济要素以及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所以在国际分工中通常处于高附加值环节。这种发展优势转换成国际合作的条件优势,致使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国际合作收益的最大比例,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获利则非常有限。同时,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中的合作只是合作主体获得权力的一种手段,追求更大权力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进行对抗。

所以,在国际合作的进程中,抱持零和思维、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的终极梦想。为了实现这一终极梦想,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为了最大获利将不惜一切手段追求其想要的利益,而合作对象是否获利、是否对合作另一方的长远发展造成损害或者是否对国际社会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利益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利益造成损害,均不在其考虑范围。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造成了现实层面上许多长期充当发达国家原料产地的国家在参与国际合作后,依旧陷入自身制造业发展落后以及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尴尬境地。与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追求合作的目的是更好地对抗不同,合作共赢追求共赢共享,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合作共赢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引领,以发展为合作导向,通过共赢的合作理念、持续的合作行为实现合作利益的公平分配以及合作主体的共同发展,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中零和思维的超越。

以整体合作超越线性思维

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研究具有成熟、统一的范式,即寻找一个核心变量,并以此核心变量为支点构建国际合作理论体系,所以霸权合作论找到了“权力”,制度合作论找到了“制度”,文化合作论找到了“合作”。从国际合作的现实反观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体系,国际合作实践的达成并非某个因素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论往往只强调国际关系某一方面,而实际的国际关系则是复杂的。每一种范式对安全合作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着成就和缺失”。所以,无论是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还是文化合作论,在现实层面均存在解释力不足的尴尬。

西方传统国际合作理论在现实层面的乏力,说明从系统论出发构建一个整体性合作理论体系是必须且迫切的。所谓“整体性”就是“把研究对象看作由各个构成要素形成的有机整体,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对象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研究对象整体性质”。合作共赢是中国从国际合作实践出发,认识到国际合作理论的单一性缺陷而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武器、以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这一科学性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新方向。合作共赢认为国际合作的达成是由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国际制度、主体间互信、国际社会环境等多因素整体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各合作要素系统性协调的过程。合作共赢突破了西方多边主义传统国际合作理论的单一元素作用论,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合作思想线性思维的超越。

(亢升、范秀娟,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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