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的“觉醒年代”，还原陈独秀被捕经过

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生动直观地再现了三大历史事件：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觉醒年代》中的很多事件，都是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发生的。

上月初，位于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专题展正式揭牌开放。旧址内原景重现了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部分陈列，并首次汇集展出了陈独秀、李大钊编辑《新青年》时的往来书信及编者作者之间的通信手札，让观众了解和感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初心和使命。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司令部。1917年1月，陈独秀受蔡元培邀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将《新青年》杂志迁居至此。后来由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鲁迅、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李大钊《庶民的胜利》都在此刊物上发表。《新青年》杂志是觉醒年代的启蒙标志，编辑部所在的院落，也是一代人心目中的地标。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此处去上海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则在北京创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南陈北李，友情深厚；并肩作战，相约建党。

对《觉醒年代》再现的五四运动事件，北京市档案馆有相关档案佐证。档案馆中留存珍贵的五四运动的档案157件。翻开五四时期的档案，重回激情飞扬的年代，让档案为您讲述五四前夜和五四当天、五四运动之后发生的事件细节故事。

外交失利引举国哗然

1918年5月初，中国留日学生在获悉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密约、日本妄图侵占中国胶东半岛的消息后，极力反对，公开举行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的集会游行，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中国留日学生为反抗日本暴行，集体罢课回国。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北京与爱国学生见面。经过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1918年5月21日，向北洋政府发动了示威请愿游行，参加游行运动的有各学校学生2000多人，各校推举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等8名学生为向总统府请愿的代表。前所未有的游行，奏响了五四运动的前奏。由于缺乏思想动员，大部分学生对请愿的意义缺乏深入理解，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此次活动将北京和天津的学生联合到一起。

到了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在会上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德国占领的青岛等项要求，但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不顾中国协约国成员的地位，擅自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上签字承认。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最先是由中国留法学生知晓，并一致反对签字，4月底，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北大学生得到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后，更是群情激愤。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新青年》杂志随陈独秀入驻北京大学，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中播散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种子，已经在北京大学里生根发芽。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救国会在大礼堂组织演讲集会，有两千多名学生参加。时任《京报》主笔与社长的邵飘萍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邵飘萍讲述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事实。他激动地说，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之时，北大学生们应当挺身而出，发动起各校同学，救亡图存，奋勇抗争！

邵飘萍等人的演讲，点燃了学生的爱国激情，在场的学生们怒火燃烧，热血沸腾。学生们当即决定将游行活动提前。会议议决：一是将原计划5月7日在中央公园举行的集会，提前至5月4日，举行声势浩大的学界大示威；二是示威后去东交民巷，向美国大使馆递交说帖。会上还决定，傅斯年任总指挥，段锡朋任总带队，许德珩起草古典文《学界全体宣言》，罗家伦用白话文起草《学界全体宣言》。由罗家伦等四人代表游行队伍向美国使馆递交说帖。

笔录记载去曹家经过

1919年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大学的学生在红楼后面广场集合。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3000余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学生们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在集会上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宣言，之后举行了游行。

下午两点半，学生们前往东交民巷。当游行队伍向东折进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推举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说帖时，遭到军警拦阻。据5月4日当天一直跟踪学生的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记述：“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学生们想起中国外交历次失败，均与曹汝霖有关，更加痛恨时任外交总长的曹汝霖。

许德珩在京师地检厅回答问询时说：“我们因东交民巷是中国地竟不准中国人走进，想起中国外交屡次失败，无不与曹汝霖有关。”于是学生们当即决定去曹汝霖家兴师问罪。

学生们的活动轨迹与游行路线，在档案里也有记录。学生们在东交民巷遭军警阻拦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今东交民巷东口），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今外交部街）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有一份赵家楼（曹宅）的草图。从草图上看，赵家楼位于长安街东端之北，南邻前赵家楼胡同，北邻后赵家楼胡同，东邻城隍庙街。赵家楼共有4个门，前赵家楼分别有一个敞门和街门，后赵家楼有一个后门，东边还有一个敞门。赵家楼院内建筑中西合璧，分成东院、西院和中院三个院落。京师警察厅在移送京师地方检察厅的报告中称：“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总长住宅，勘得该宅系路北，大门内计三院，共住房五十余间。”曹宅院内各种配套设施齐全，西院为西式建筑风格，中院的书房客厅和带暗房的小楼高大宽敞，东院为中式建筑风格，书房、浴室一应俱全，西院与东院分别有树林和花园，后院的隐蔽处藏有地窖。

章宗祥躲火被打

学生们到曹宅后，几个大门紧闭。学生们“将门左首临街之房后窗捣毁，由窗洞搭肩跨入将街门开启，群众即蜂入院内……”此时，曹汝霖家中有章宗祥和另外一名客人，十几名学生先是冲进东院西北屋的书房，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燃后，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此时，曹汝霖听见屋内传来劈里啪啦的着火声，“即潜入房后浴室隐匿”。曹宅管家燕筱亭则带着章宗祥躲进了地窖。当燕筱亭听见院内着火声，就外出去找消防和巡警。

而藏在地窖中的章宗祥，听见“外边起火”的喊叫声，赶快从地窖中跑了出来，不料被学生抓了个正着。曹家保安三队队长何文贵的陈述还原了章宗祥被打后的细节。当时，愤怒的学生们冲入曹宅，追打曹汝霖，看见穿着一身晨礼服的章宗祥，误认为是曹宅主人曹汝霖，揪住章宗祥痛打一顿，曹汝霖反倒逃脱了。曹宅管家燕筱亭回到地窖门口，扶着被打的章宗祥从东院出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

章宗祥被打和学生被捕的细节，在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自传《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记载：“学生们之前见仲和（章宗祥）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曹宅管家报警后，巡警赶到曹宅，“开始殴打学生，有人被打伤，并有学生被捕，其中有10来个学生是北大的，被关到5月7日才保释出来”。赶来的消防队员从两边将曹宅的火扑灭。当天下午燃起的这把火，将曹汝霖宅邸相邻的11间房烧毁，东院也基本上焚毁。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5月7日和8日两天，邵飘萍在《京报》上又发表了《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之一致对外》等一系列文章，声援学生运动。5月7日上午，被捕的32名学生由蔡元培等人保释出狱。

北平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一时间声势浩大，全体学生争先恐后走上街头，进行演讲等活动。5月下旬，北平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派人去上海联络。段祺瑞政府又开始逮捕学生，5月底被捕的学生超过千人，北大法科（三院）成了拘留所。6月下旬，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此前被迫离校的蔡元培也被北大学生迎回。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许德珩在1980年有感而发，他在为《五四群英》一书的题词中写道：“泱泱大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分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这几句话道出了五四青年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博大的爱国情怀，他们值得后人永远缅怀和思索。

陈独秀散传单被捕

1919年6月11日晚，在北京城南熙熙攘攘的新世界游艺场，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遭到警察逮捕，这是他第二次被捕。

新世界游艺场位于天桥西侧、香厂路与万明路交叉处东北方向（今东方饭店对面），占地约1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左右。新世界游艺场在建筑风格上仿照上海大世界，于1918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建成开业。

6月11日晚8时，陈独秀出现在新世界游乐场。他身穿西服、头戴白帽，西服兜内装得很满，他手里提着一个方包，包内装有印刷物品数百张。当晚，陈独秀并不是一个人去的，他与胡适、高一涵等安徽同乡相约，在新世界游艺场的一家饭馆里聚餐。与胡适、高一涵分手后，陈独秀准备执行他的特殊任务：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西服、白帽的装束，明显与来此玩耍的闲散游客不同，陈独秀的内心紧张而又充满期待，新世界游艺场人流密集，各界人士都有，他想寻找一处人少并且光线暗些的地方，趁没人注意，像天女散花一样，将传单散发出去……未料想，他频繁地上下楼的举动，早已经引起了巡警秦树勋、李文华的注意，这两人一直跟踪尾随着陈独秀。时间在悄悄地过去，天越来越黑，已经到了晚上10点，陈独秀来到五层屋顶花园。

陈独秀在五层花园的西南方黑暗处，手持传单，正欲向游客抛撒时，被潜伏跟踪的巡警探员李文华等人发觉，将他逮捕。从陈独秀身上，警察搜出“传单”一大卷计50张，另有几件物品，其中有陈独秀的名片，黄皮夹子一个，内有现洋票两张共六元、中钞四张四元、铜元票五吊、小洋四角和字帖等。这些也都被一一记录在“案”。当天半夜，有人打来电话，胡适与高一涵才知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

陈独秀被捕档案

当晚，京师警察厅的警察还去陈独秀在箭杆胡同的家，里里外外地搜了个遍，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和不少进步杂志与信函。《北京市民宣言》有中、英两种文字，开头部分直言道：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包括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等五条。宣言中号召，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政府不顾和平，那么学生、商人、军人等各界人士惟有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解决根本问题。《北京市民宣言》所提的要求，条条令北洋政府心惊肉跳，所以才有深夜在新世界游艺场跟踪并逮捕陈独秀的事件。

6月13日，《国民公报》报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学界、商界、政界等各界人士都纷纷营救陈独秀。6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叙伦、康宝忠、王星拱、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员王世泽、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学监余之风等数十名教授联名保释陈独秀。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联名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29人致函警察总监，保释陈独秀。

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做出释放陈独秀的裁决。

《新青年》让青年觉醒

五四运动发生不是偶然的，是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率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吹响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主与科学的号角。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运动了”。

1919年6月3日之后，五四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由学生罢课，转到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3日上海的钢铁业工人、印刷、纺织、火车、电车工人开始罢工响应；5日商人罢市，其他各地工人商人也随即加入。6日，上海银行业举行罢市。继上海之后，天津、南京、武汉、保定、济南、开封、长沙、杭州、安庆等大中城市以及山西、陕西、广东、广西、福建、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各省的学生们罢课、演讲、查禁抵制日货，全国学生都卷入了反帝的怒潮之中。

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仅为28岁。

1923年6月，《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直到1926年7月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它见证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的历史过程，在党的创建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西墙上，青铜浮雕绘制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曾在此工作的场景，院中的鱼缸里，几只红色小鱼欢快地游弋。徜徉院中，很难想象，这座百余平方米的小院子，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如今，旧址内原景重现了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部分陈列，收藏了马灯、茶壶、毛笔、公文包等剧中道具。对那段令人觉醒的年代，陈独秀与《新青年》，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编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