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背后的玄机与深意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年号是中国古代纪年制度中的一项特殊符号。采用年号纪年的制度，就可以称之为“年号纪年制度”。这一制度创建于汉武帝时期，其后，便被历代历朝沿承下去。如同清人赵翼所云：“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同时，它也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对整个东亚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国家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也都效仿这一做法，行用年号纪年制度，日本甚至把这种制度沿用至今。

这种年号纪年制度行用时间如此之久，对中国古代社会以及外围地区影响如此之大，其间所寄寓的文化内涵自然也相当丰富。

年号的由来及其象征意义

单纯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年号只是一种纪年的符号。在年号纪年法产生之前，华夏先民往往采用“帝王在位年数纪年法”来纪年。

从出土的殷商甲骨以及西周大量金文所体现的纪年形式可以断定，殷商和西周分别是以商王或周王在位的年数来纪年。这种纪年方法，就是所谓“帝王在位年数纪年法”，也可简称为“帝王纪年法”。采用这种方法纪年，若是当时人们记述某帝王在位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通常只标记其在位年数为“某年”，而无需标注出具体是哪一位帝王。

这种用法，源自当时人们对在位帝王的一般尊称——“今上”。故比较庄重的用法，应当是写作“今上”或省称为“今”。其书作“今上”的例子可屡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省写为“今”的用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编年记”，写录于秦始皇三十年，其记述秦始皇时期的年代，即始自“今元年”。由此再进一步简省，便是只标注年份而不称“今”字，写成元年（帝王即位的第一年，一般写作“元年”，而不称“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依此类推。老帝王辞世、新帝王即位，就重新从元年起算，再同样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顺序推延。在更早的时候，反映这种纪年形式的铜器铭文，往往都用“唯（王）若干年”的形式。

春秋以降，周王权力削弱，各诸侯国均用本国诸侯在位的年数纪年。例如，记载鲁史的《春秋》就采用鲁侯在位年数纪年。其他诸侯国的史书虽已不存，但从《国语》中可看出，这些诸侯国也都用本国君王在位的年数来纪年。世乱之时，诸侯不统于王，干脆完全各自为政，也就出现了纪年的混乱；且每年起始于几月，诸侯国间也是各有一套，并不划一。

时过境迁之后，或新朝称述往事，或后代史书属词系年，其纪年形式，则大多是连带君王死后的谥号一起合而称之（或再冠以朝代之名），如惠帝元年、二年，周宣王元年、二年，鲁隐公元年、二年等。

如前所述，年号纪年制度始自西汉武帝时期，而这一制度事实上是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在汉文帝以前，只有极个别人，如战国时期的魏惠王（即梁惠王）和秦惠文王，于在位期间有过“改元”的做法，亦即中止正在行用的纪年年数，启用另一元年，重新记年数。魏惠王和秦惠文王这样做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即他们都由“诸侯”僭称为“王”，其“改元”是改“侯”年为“王”年。其余绝大多数君王，自始及终都仅顺着一个“元年”一直推延下去。这也可以说是以“一元”纪年。正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古者天子诸侯皆终身一元，无所谓改元者。”

至西汉时期，文帝在位期间改元一次，景帝改元两次。从形式上看，这似乎都是在沿承魏惠王或是秦惠文王的做法。汉文帝和汉景帝虽然并没有诸如改称侯为称王这样的身份变化，但也都是基于某种政治需求。例如汉文帝的改元，是想通过此举令他本人和汉家天下都能够延年益寿，亿万斯年。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观念，更易旧纪元、启用新纪元，意味着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仿佛重获新生。

后世的历史著作和现在通行的历史年表，对汉文帝和汉景帝所改行的新纪元分别标作“中元”“后元”诸色字样，俨若后世之年号。但这些字样实际上只是记事者在事后记述相关史事时，为区分前后不同组别的年数而附加的标志，与那些在事件发生时就已经行用的真正年号，性质已完全不同。

汉武帝即位之初，仍沿用帝王在位年数纪年法。但由于其崇信阴阳术数，他每隔六年，就改元一次，重新从元年数起。这样一来，持续次数多了，事后追述，就不能再用“前元”“中元”“后元”这些称谓相区别，而是改称为“一元”“二元”“三元”“四元”这样的标志。

这样的改元持续到第四次，也就是在汉武帝的第五个纪元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有部门提出建议，认为不宜像这样“一元”“二元”“三元”“四元”表述纪年，而应采用某种“天瑞”，也就是上天显现的吉祥征兆来为每一个纪元命名。于是，汉武帝决定追改其第一个纪元为“建元”、第二个纪元为“元光”、第三个纪元为“元朔”、第四个纪元为“元狩”。后来，又决定追记其第五个纪元为“元鼎”、第六个纪元为“元封”。除了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年号“建元”之外，“元光”以迄“元封”这些年号名称，都有特定的“天瑞”（若是深入追究“建元”也可以算是依据了某种“天瑞”）。这样一来，原来只称年数的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就变成了诸如建元元年、建元二年、建元三年、建元四年之类的纪年形式。到进入第七个纪元时，汉武帝又决定在现实生活中采用像“建元”“元光”“元朔”这样的形式作为汉朝皇帝的纪年，称当年为“太初元年”。于是，“太初”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正式使用的“年号”，这一年为公元前104年。

汉武帝采用年号纪年，不仅是纪年制度上的一项创举，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其政治意义，首先在于强化皇帝唯我独尊的地位。

如上所述，在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就已经和周天子一样，用其在位年数来纪年。至西汉前期，各地诸侯王国也和汉朝皇帝的纪年形式一样，采用自己王国内各个诸侯王的在位年数来纪年，即都是称作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这样一来，在纪年形式这一点上，汉廷皇帝与各地分封的诸侯王之间便颇有分庭抗礼之势，不能充分体现汉家天子的威严。汉武帝采用年号纪年之后，汉家天子的纪年有年号而诸侯王的纪年没有年号，使大汉皇帝高高凌驾于各路诸侯之上，有利于强化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年号也从其诞生那一天起，就成了皇帝神圣统治权威的突出象征。

年号传达的政治讯息

年号既然具有如此重大而又如此神圣的象征意义，皇帝在选择年号时，自然会在名称中寄寓自己的政治期望，或昭示某种政治信号。这可以说是历代历朝皇帝的普遍做法。在这里，本文特别举述两个皇帝的年号予以说明。一个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先天”和“开元”，另一个是汉宣帝刘询的“地节”和“元康”。

“先天”是唐玄宗的第一个年号，看似平常的两个字，其间却寄寓着李隆基攘夺权位的政治意图。

汉武帝创制年号纪年制度后，后来的皇帝定立年号时，往往会择用儒家经典词语。“先天”这个年号，应该是出自《易经·干卦》如下语句：“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唐初孔颖达等人解释其中的涵义，乃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天时已到，该某人抢先一步当皇帝了，这是天意。

皇帝本就是父业子承的世袭岗位。在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前，唐朝庙号睿宗的皇帝李旦，就是他的父亲，为何还会有抢先不抢先之说呢？因为当李隆基登基做皇帝的时候，其父李旦还活得好好的，直到四年后的开元四年夏天才离世，所以他才需要用“先天”这个年号来显示其即位做皇帝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背后的故事，是李隆基登基上位成为李家天子的过程并不是那么顺畅平易，实际上是前后两次威力相加，连武抢、带文夺，好不容易才攘取的天下。所谓武抢，是指他在景龙四年中宗李显去世之际利用禁军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和上官婉儿，把其父李旦推上帝位；文夺，则是指李隆基在延和元年七月迫使乃父把帝位“内禅”给他，直接南面群臣做天子。

这武抢文夺的目的本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就是抢夺天下自己做皇帝，先推上其父不过是一个过渡，做做样子而已。因睿宗李旦是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在武氏革唐建周之前还承继乃兄李显做过几年名义上的皇帝，因而与明火执仗地抢龙椅坐相比，不如按照兄终弟及的套路先把父亲推到台面上去，以免看起来取之无道。于是，李隆基便在武抢下获得实权两年之后，紧跟着进行了一场文夺，逼迫睿宗以所谓“内禅”的形式，把帝位让给自己，而睿宗李旦则以“太上皇帝”的身份了其余生。对于李家来说，这已是成熟的套路，当年李世民就是这样逼迫高祖李渊“内禅”的。习惯成自然，臣民们看着也像模像样的。

了解这样的背景，就不难理解《易经》中“先天而天弗违”这番话语，正可以给李隆基先于正常继位次序抢班夺权的行径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不过唐玄宗在先天元年即位之后，并没有能够马上掌控全部朝政。原因在于其祖母武则天，从武周宣布建立一直持续到唐玄宗初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以李氏居虚名而以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而这个“李武政权”的结束，是以太平公主的覆灭为标志的。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也是唐睿宗的妹妹。在李隆基发动政变以清除韦后、安乐公主一派人物的行动中，太平公主与之结成同盟，助力殊多。但也正因如此，政变成功后，太平公主便试图像其母那样左右朝政，延续“李武政权”。结果，唐玄宗李隆基在先天二年七月发兵杀掉太平公主，这才彻底掌握全部朝政。“李武政权”彻底覆灭，也就意味着重又光复李家天下。

如此看待这段历史，会让我们想到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你开国，我复国，功业相侔，行为也就可以仿效。唐朝开国之初，在李渊治下，铸造了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著名的“开元通宝”。这“开元”二字，显然是指大唐王朝开辟了一个历史新纪元，如同汉武帝把自己定立的第一个年号名为“建元”。在这一背景下看待唐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开元”，其涵义也就一目了然——重开大唐新纪元。

这样剖析年号背后的政治风云，就使我们不仅在庄严的年号上看到了光环，还看到了一片刀光剑影。这样的刀光剑影，在汉宣帝的“地节”和“元康”这两个年号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汉武帝临终之前，年幼的昭帝刘弗陵才被立为太子，随即登基即位，此时这位小皇帝年仅八岁，于是权力就逐渐集中到顾命大臣霍光手中。昭帝死后，昌邑王刘贺继位，但随即又被霍光废黜。继之，霍光重又选择刘询来继续做他手中的傀儡。霍光去世后，宣帝甫一临朝亲政，就改换了一个称作“地节”的新年号。关于“地节”这一年号的寓意，东汉人应劭曾解释说，是“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应劭所说此前发生的地震，见于《汉书·宣帝纪》记载，是指上一年亦即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汉书·五行志》在记述本始四年这次地震时，并没有具体讲述其表征的意义，但《五行志》中对《春秋》记述的地震却引述刘向等人说法。简单说来就是，这些地震所对应的人事，都是所谓“邪臣”专擅朝政，意象十分明确。更明确地讲，按照当时人们普遍遵信的观念，地震昭戒的对象首先是恣意干政的后宫外戚或骄横擅权的执事大臣，而霍家适兼而有之；特别具有直接关系的是，本始四年四月这次地震发生的前一个月，在残忍地害死宣帝许皇后之后，经霍光操纵，刚刚“立皇后霍氏”，也就是把他的小女儿成君立为宣帝的皇后。

知悉这些情况之后，自宜理解宣帝选择“地节”一名作为年号，显然是要因应上天所示征兆，警告所谓“臣下强盛”者要有所收敛节制。显而易见，宣帝通过改元“地节”这一举动，向朝野公众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即宣帝独自奉天承运，不再延续昭帝（实际上也就是霍家）既有的运数。既然天运已经变换，人事势必相应更新，对专权擅政的强臣，则不能不顺应“天地之戒”，予以裁抑。

对于霍氏家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按照宣帝的行事风格，假如霍家妻室子弟能够及时敛手请罪，自求退处闲散之地，或许还能够保全身家性命。无奈骄横日久的霍氏家族，不仅未能理智应对，竟然铤而走险。先是谋划投毒于太子，继之又策划以武力发动政变，从而逼迫宣帝不得不大肆杀戮。最终，除宣帝霍后废处昭阳宫免除一死之外，霍氏“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者以及“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彻底清除干净一代权臣的势力。时为地节四年七月，而翌年宣帝复改元“元康”。

关于“元康”这一年号的涵义，我们可以从《礼记·礼运》中记述的“小康”社会中看出端倪，即在人世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后，夏禹以至周公这些圣明君主，奉行礼义，“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霍氏之乱得以敉平，不谨于礼的在势者已经除去，天下重归于小康世界，这应该就是“元康”这一年号的寓意。

被人为篡改的年号和被历史湮灭的年号

“地节”这一年号，不仅被汉宣帝用作鲜明的政治信号，还是一个被汉宣帝“篡改”甚至也可以说是被历史“篡改”了的年号。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时下通行的中国历史年表中记述汉宣帝的年号，都不够准确，与历史实际颇有出入，而错误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东汉时期班固撰著的《汉书》。现在世界各国通行的中国历史年表都是根据《汉书》的记载，标记汉宣帝的第一个年号“本始”是前后行用四年，继之以“地节”，也是前后行用四年，而事实上“本始”年号是行用到了第六年方启用“地节”年号。即“地节”年号的启用时间，应当是在“本始六年”正月下旬到同年五月十四日这三个多月期间之内。

通观汉武帝太初年间确立年号纪年制度以后西汉诸帝使用年号的情况，可以看到，除了哀帝情况较特殊，做过更为复杂的变换之外，其余每位帝王使用年号都有固定的年数，且绝不与前面的皇帝相同。如同王国维指出的那样，武帝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四号，皆四年而改，而昭帝始元、元凤二号，便六年一改；又如元帝五年一改元，成帝就四年一改元。这表明在当时人们看来，年号的使用年限意味着一种天运之数，天不变，数亦不变；反过来讲，天若有变，则数必更换。

霍光操纵昭帝时期，是每隔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宣帝继位之后，本始年号依旧延续使用到第六个年头，这意味着霍光意欲借此表明从昭帝到宣帝，运数连贯，并没有变化，实质上都是霍家的天下。也正因此，宣帝为转换运数，在本始六年甫一亲政，当即将“本始”这一年号更换为“地节”，并且向前追改，定当年为地节二年，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由年号行用的年数这一点来看，这是由昭帝时期的六年一改元，变换为四年一改元。汉宣帝通过此举来昭告天下士民，“天”变了，所以“数”也就要跟着变，即被霍光操控的江山已然重归于汉家。

如上所述，“地节”这个年号的本来面目，可以说是被汉宣帝刻意“篡改”的，但当时还是留下了一些带有本始五年、本始六年纪年的器物铭文。结合这些铭文来深入分析相关文献记载，还是可以窥破其中的奥秘（别详拙着《建元与改元》，又拙着《建元与改元》及《海昏侯刘贺》都附有敝人改订的历史年表）。

当然，假若没有那些当时的铭文资料作依据，有些在传世文献中失于记载的年号，很可能就会被湮灭在历史之中。如五代时期钱氏吴越尝有天宝、宝大、宝正诸年号，而欧阳脩修撰《五代史记》（即俗称《新五代史》）时说：“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闽、楚、南汉诸国之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则知其尝改元矣。”故于《十国世家年谱》中仅记有宝正一至六年，且注云：“钱氏唯见一号六年，其余皆阙不见。”实际的情况就是这么无奈，要是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就好像是从未存在过一样。

在这一方面，唐穆宗曾经短暂使用过的“永新”这一年号，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长久以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唐史史料都告诉我们，唐穆宗只使用过“长庆”一个年号。可是，在清朝末年出土的《唐故赵氏夫人墓志铭》，却记述说“以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而这位赵氏夫人即“以其年岁在戊戌二月十二日归窆于长安县昆明乡魏村先妣段夫人茔”。此处“少帝”就是唐穆宗。业师黄永年先生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揭示出穆宗改元“永新”的历史背景及这一年号复又隐没不显的缘由。

唐穆宗李恒是唐宪宗“正宫娘娘”郭皇后的嫡子，但在其上还有李宁和李恽两位哥哥，不过长子李宁很早就去世。当时围绕着立储的问题，宫廷内外相关的官员分成了两伙。一伙人拥立宪宗次子李恽，包括大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和宰相李吉甫等；另一伙人拥立三子李恒，包括宰相李绛和翰林学士崔群等人。唐宪宗本人的立场，本来是站在前一伙人一边，后来却因综合衡量各方面力量，稳妥起见，在元和七年七月确立以李恒作为皇储。

不过唐宪宗仍不喜欢李恒，也就潜存着废黜这个不受待见的太子的危险。元和十三年，与吐突承璀立场一致的皇甫鏄出任宰相，两人内外呼应，控制了朝政。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元和十二年时已擢至相位的崔群，突然失势被贬，离开京师，外任湖南观察使。

这无异于对太子李恒及其党羽敲响了警钟，显而易见，唐宪宗是在剪除他的羽翼。没了羽翼，如何还能有“飞龙在天”的一天？古语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档口，就看谁更心狠手辣，从而动作也更为果断迅捷了。于是我们看到，在四十五天之后的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子李恒及乃母郭皇后，指令同吐突承璀对立的宦官陈弘志、王守澄等干净利索地杀掉了在位的老皇帝宪宗，当然还有李恒的死对头二哥澧王李恽和积极拥立他的大宦官吐突承璀。这样，在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初三，二十六岁的皇太子李恒就举行典礼正式继位，成了大唐王朝新任的皇帝，这就是《唐故赵氏夫人墓志铭》所称的“少帝”，即史家所说的穆宗。由于其登基御极靠的是血腥的政变，自然不会像顺序上位那么从容自然。紧接着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唐穆宗都在忙着处理各项善后事宜。直到二月初，才大体打点停当。唐穆宗便在二月五日这一天宣布“改号为永新元年”，以“永新”作为自己的新年号。

唐穆宗急着在即位当年就改行新元，是因为在政变之初局势还不够稳定。由于年号纪年制度从汉武帝创立时起，就是用以体现神授的天命，故可通过颁行新的年号来展示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的意向，体现穆宗上位乃是天命所归。新君在即位的翌年改元本来是世人公认的常规做法，而往往是逆取得位者才会采用当年改元的做法。这样唐穆宗当年改元的行为便欲盖弥彰，反而更容易引起世人对帝位交替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不如等到第二年再改新元更为稳妥。于是，这个“永新”年号没用几天便又被停掉，重又行用已故皇帝宪宗元和十五年这一纪年。同时，朝臣们把官方文字记述中凡有“永新”年号者也一律窜易或是毁去。如此，后世在传世史籍中看到的唐穆宗的纪元，便只剩下了第二年颁行的“长庆”这一个年号。

要不是有这方《唐故赵氏夫人墓志铭》，要不是有黄永年先生的精辟考释，“永新”这个年号真的就会悄无声息地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地理学会长）

【参考文献】

①[清]赵翼著，栾保群点校：《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②[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③王国维、罗振玉：《流沙坠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④黄永年：《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中华文史论丛》，1992年第4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