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于2021年10月11—15日和2022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在中国昆明举行。此次大会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旨在倡导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达成《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大会将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新目标。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既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工作的重视，也是对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认可。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我国拥有森林、草原、湖泊、湿地、荒漠、海洋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物种资源、遗传资源也十分丰富。同时，我国还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多民族共同发展，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重要体现。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既是宝贵的财富，客观上也增加了保护的难度。一方面，过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导向，重发展、轻环保的理念，导致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遭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带来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系统的破坏，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重大打击。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主要面临着部分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物种濒危程度加剧、遗传资源丧失和流失的问题。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生态平衡，是横亘在我们面前不得不回应的命题。如何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更考验我们的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谋划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开创性的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得到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报告指出要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报告同时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强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开展。

政策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是最早加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自加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我国相继出台多条政策，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1994年出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此后，又相继出台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行动方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指导文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政策遵循，推动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发展。为协调各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顶层设计，2011年成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同时，为对现有机构部门职能整合，2018年发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建立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一系列机构，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新发展的需要。

立法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我国实行以内促外的履约策略，通过不断完善国内生物多样性法制的方式，不断提高中国的履约能力，推动了中国履约实现从“追随者”到“重要参与者”再到“积极贡献者”的角色演变，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一部分是《环境保护法》等综合性立法，里面包含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定；另一部分是《生物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多部单行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司法解释。同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门立法方面也有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等专门性地方法规相继出台。

司法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司法是生物多样保护的最后屏障，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有力的工具。我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取得显著成就，首先是环境司法专门化助推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司法专门化包括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人员专业化和审判模式合一化等内容，我国已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受案范围；其次是环境公益诉讼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实现环境权益的重要手段，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环境公益诉讼在法律层面基本全面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推动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许多有关湿地、林地以及濒危动植物等生物多样性的公益诉讼案件；最后是注重以刑罚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我国刑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中，均有对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加强了刑罚手段的适用性。刑罚手段的运用，体现了国家对于破坏生物多样性行为严厉打击的态度。

当今世界，风云际会，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引发了全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也更激起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中国召开，既是一个对外展示的窗口，展现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让世界看到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视；同时也是一个交流合作平台，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努力发出中国声音，扩大中国国际影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早日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

（作者系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项下《名古屋议定书》遵约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