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中华文化提高国际话语权

运用中华文化提高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351.2    【文献标识码】A

话语权决定主导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不仅建构存在,而且建构意义,当今世界国家之间文化软实力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际话语权的较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但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因此,提高国际话语权成为新时代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项重要任务。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而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中华文化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话语资源,而且可以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勇气和智慧。

通过比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表达中国特色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在话语权上“西强我弱”的国际大背景下,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策略是把本属于中西方之间文化差异的文化问题转化为“姓社姓资”对立的意识形态问题,意图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结成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统一战线。为了瓦解他们意图结成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统一战线,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来阐释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从而把“姓社姓资”对立的意识形态问题还原或者转化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文化问题,这样不仅有利于让西方国家接受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也有利于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甚至化被动为主动,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原因。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做到“四个讲清楚”,其中第一个“讲清楚”就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①。

例如,当前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和学者错误地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项事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对立起来。为了避免中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可以多向西方社会阐释中国之所以需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与中国大一统传统有密切关系,中国和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自古就存在,这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体现,而文明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所以理应得到尊重而无可非议。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各地各民族的地理环境、生产水平、文明样态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必须坚持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战胜洪水、干旱、地震、瘟疫等各种危难,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一统”又是“多元一统”。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再次证明中国需要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当然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之上,不是“集权”更不是“独裁”。

在《春秋》“微言大义”中,“大一统”是第一“大义”。孔子盛赞管仲“一匡天下”的丰功伟绩,孟子也认为天下应该“定于一”。著名民族学家谷苞指出:“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两千多年当中,统一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二,分裂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一,所以说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②而且越是在分裂的时期越渴望统一,最终实现“分久必合”。而欧洲历史上长期分裂,今天也没有真正实现“一统”。大一统在中国文化中既包括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统,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积淀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协作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学者、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一次著名谈话中讲到:“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③

值得注意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④但在话语权上“西强我弱”“资强社弱”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国虽然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挨饿”的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挨骂”的问题。尤其在某些西方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孤立中国的背景下,过于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对于我们提高国际话语权不仅无利,甚至会舍己芸人。且不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人均收入差距更大,即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挨骂”的问题也不一定就能迎刃而解。因为软实力与硬实力并不是平衡发展的,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众所周知,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在经济上是世界第一强国了,但直到20世纪中叶才成为话语强国。因此,通过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表达中国特色,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策略意义,这也体现了内宣与外宣应有所区别。

建构并阐释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话语

打破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掌控的话语霸权,不仅要对其掌控的话语体系进行解构,还要善于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尤其要建构出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话语,引导国际社会研究和讨论。如果说把“姓社姓资”的生硬意识形态对立还原或者转化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文化问题是“破”,那么建构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话语就是“立”,这是争夺国际话语权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为如果完全用西方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剪裁中国现实,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批判、攻击,最后要么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只有“挨骂”的份。但在构建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话语之后,还要努力向国际社会阐释,否则会出现“说了也传不开”的尴尬局面。孙吉胜认为,理解中国文化是理解中国话语的基础,“加大中国文化理念和思想的宣传,充分挖掘中国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影响力的基础工程”。⑤

第一,建构并阐释富有中国传统天下观底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战略思想。根据“天圆地方”的古老认识,中华民族历史上把中原看作中心,东西南北人迹所至都视为“天下”的范围,这是一个中心相对清楚,而边界却相对模糊的“其大无外”的概念。《尚书》理解当时的天下包括“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因此,“天下”在古代也被称为“四海”。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和理念出发,中国人把“平天下”理解为“明明德”,很早就形成了“天下一家”的理念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子主张“以天下观天下”,《礼记·礼运》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传统天下观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体现,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懈奋斗。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引用“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众多理念说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天下观,并且倡议“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当前阐释中国传统天下观,还有利于说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理念和举措与世界上有的国家为什么会有所不同。众所周知,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本着“天下一家”的理念,“以天下观天下”,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疫情防控和治疗经验,并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援助,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特点和优点。

第二,建构并阐释富有中国义利观底蕴的中国利益观。一个国家的话语能否被国际社会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话语是否具有道义性,而话语的道义性集中体现为国家利益观,因此,讲清中国利益观所蕴含的中国义利观是提高国际话语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西方有的政客和学者从他们认为的“利益至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等观点出发,解构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支持国际维和行动等“义行善举”的意义,如把中国无偿援助别的国家口罩说成是开展“口罩外交”,把中国尽己所能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说成是开展“疫苗外交”。除了有些人别有用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理解中国利益观背后的义利观。中华民族历来认为,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义”而不是“利”。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道义也因此对人生具有超越性意义。在中国历史上,“见利忘义”的人历来被人所不耻。2014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2018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在合作中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

第三,建构并阐释富有中国文明观底蕴的中国和平外交方针。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他指出:“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权利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⑥自2001年“9·11”事件爆发以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广泛传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然带来的中华文明的复兴会不会与西方文明之间构成“文明的冲突”成为有的西方国家的深重疑虑,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郑永年认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难点在于如何让中国能够被世界尤其是西方所接受,如何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对这个世界有利的。”⑦因此,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文明观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实现“和而不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不仅没有导致“文明的冲突”,而且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明自身也通过对域外文化的吸收而变得更加博大精深。例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没有发生西方人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是融入中华文明里面。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只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观所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就能够化解可能出现的“文明的冲突”。

讲好中华文化的故事

讲故事既可以以小见大、以理服人,又可以生动形象、以情感人,这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淀了无比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为新时代提高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要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借助国际国内各种有影响力的平台载体讲好中华文化的故事,以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

一方面,要针对“中国威胁论”,讲好中华民族对外友好交往的故事。近年来,有些西方媒体根据“国强必霸”的逻辑,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必然谋求霸权,热衷于炒作和渲染“中国威胁航海自由”“中国威胁周边国家”等“中国威胁论”,妄图引发中国周边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敌意。在这种背景下,讲好中华民族对外友好交往的故事显然有助于解构这种论调。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并没有称霸世界,也从不搞扩张。无论是开辟丝绸之路,还是郑和七下西洋,都没有抢占世界上其他国家一寸土地。2013年10月1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讲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的故事。2014年7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中讲两国历史上多次友好交往的故事,如数家珍式地列举了东渡求仙来到济州岛的徐福、金身坐化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在唐朝求学为官的“东国儒宗”崔致远,以及东渡高丽、开创孔子后裔半岛一脉的孔绍,等等。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演讲时讲“白马驮经”“玄奘西行”的故事阐述邻国间的历史友好往来的传统。

另一方面,要针对“中国崩溃论”,讲好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故事。与“中国威胁论”相反,自“苏东剧变”以来,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 轮番上演、花样迭出,这也是有的西方国家推进“颜色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就无疑是对“中国崩溃论”的最好回击,但“中国崩溃论”并没有销声匿迹,一有机会又会粉墨登场。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尤其当面对困难时,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而是相信通过主体自身的努力战胜困难。《易传·象传》明确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七一”重要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古代流传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汉代苏武卧雪吞毡、司马迁忍辱完成《史记》,南宋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过零丁洋等历史故事,都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全球化起源于西方,国际话语权也一直被西方掌握,中国近代以来被动进入国际社会,也必然被动使用西方话语体系,但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实践必然导致中国实践意义的“被建构”,“挨骂”的问题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运用中华文化提高国际话语权不仅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勇气和智慧,也有利于从文化上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推动构建话语和思想多元化的时代。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注:本文系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与毛泽东传统文化观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21BKS01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②谷苞:《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③[英]阿·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94页。

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

⑤孙吉胜:《中国外交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再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⑦郑永年:《中国的文明复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107页。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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