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影视作品走红的密码

【中图分类号】J992 【文献标识码】

近年来，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强势崛起，日益引发人们的关注。电影如《建国大业》《战狼2》《红海行动》《烈火英雄》《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长津湖》，电视剧如《觉醒年代》《外交风云》《山海情》《大江大河》《在远方》等，从不同的视角演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发展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这类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崛起，以新的题材开拓、新的审美表达和新的工业化制作的方式，突破了长期以来“主旋律往往不商业、不艺术；商业片往往不主旋律、不艺术；艺术片往往不商业、不主旋律”的固有面貌，改变了一段时间以来主旋律影视作品叫好不叫座的格局，在赢得口碑的同时赢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极大地激发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公众的审美热情。因此，分析并总结新主流影视作品的成功经验，探讨其崛起的原因及其未来发展的前景，对于推动中国影视作品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中国从影视大国走向影视强国，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工业化制作的视听盛宴

新主流影视作品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影视工业的高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国家集中力量重点打造了以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大电影工业制作基地，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影视产业发展政策的推出，民营影视公司的崛起，重构了中国影视工业的发展版图。一方面，北京和上海作为传统的中国影视工业制作的重要基地，依然呈现出强有力的发展态势。“长春曾在计划经济时代位列三大电影生产中心之一，且长影厂曾是拥有故事片生产指标最多的国营制片厂，然而却在市场机制的冲击下由盛转衰。”另一方面，浙江、江苏、广东一带，在计划经济时代其影视工业生产基础应该说十分薄弱，浙江省当时甚至没有故事片的生产指标，却由于民营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与发展，迅速发展成为影视工业制作的新兴力量。此外诸如山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福建、海南等各省市，也纷纷采取各种政策，激活和发展影视工业制作力量。在这种竞相发展的格局下，全国涌现出北京怀柔国家中影电影数字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基地、上海车墩影视基地、浙江横店影视实验园区以及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合作试验区”等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声誉的影视工业生产制作基地，中国影视工业制作初具规模，部分领域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作为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产业推进项目的国家中影电影数字制作基地，可以提供影视拍摄、声音录制、数字加工、胶片洗印等影视工业全方位、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制作工艺实现了全数字化和网络化，器材配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级横店影视实验园区则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积极探索从单一拍摄向全产业链延伸转变，力图打造高端产业、高端技术、高端人才集聚发展的产业集群，致力于推动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影视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影视的制作能力和影像品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影视制作一方面注意吸收借鉴海外影视工业先进的制作技术理念，另一方面则努力提升中国影视的工业化制作水平，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影视作品的影像品质。如作为国产主旋律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结号》，为了追求战争场面的细节真实，引进了韩国《太阳旗飘扬》的技术班底，影片的爆炸场面不再沿用传统的一团火地爆炸的做法，而是采用先进的气爆技术，炸药在离人手一米之内引爆而不伤人，炸点很多，小的坑有三十多个，大的坑有八个，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战争场面的惨烈与残酷，其影像效果令人震撼。如果说中国影视工业先进技术的突破，在2007年《集结号》的制作尚属个案，那么近年来在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创作中，则呈现井喷现象。如2016年制作的《湄公河行动》，取材于“10·5湄公河惨案”，影片中出现的枪械、直升机、军用无人机等场面，都注意赋予一种现代化的科技感，显示了新主流电影对工业化制作的追求。2018年制作的《红海行动》，取材于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影片“拍摄时共动用了四五十款精心挑选的枪械，消耗了三万余发子弹，动用了十几辆坦克、直升机，从而在中国电影史上罕见地打造出了海、陆、空立体化的现代战争场景”。2019年制作的《中国机长》，取材于2018年引发全球关注的川航备降、机组全体人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荣誉的真实事件，影片制作团队以先进的工业化制作水准，逼真地再现了万米高空突遇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极端险情。2021年制作的《长津湖》，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其超大规模的服装设计道具装备，超百公里的战役战术设计，演职人员数量达到了1.2万，总投资规模超过13亿元，将中国影视工业化水准推向了新的高度。《觉醒年代》取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制作团队借助影视工业科技力量，在空间、道具、服装等细节精益求精，逼真地还原了那个年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质感……

很显然，上述新主流影视作品虽然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制作团队却以一种工匠的严谨精神，注意汲取和借鉴具有世界水平的电影工业技术，打造出了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高品质的影像奇观与视听盛宴，极大地激发与满足了受众的视听审美欲望，为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发行放映与推广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题材创新与集萃式创作

新主流影视作品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这些成功的影视作品在题材的开拓和选择上，富于一种创新的艺术追求。改革开放以来，影视产业在日益推向市场的同时，其重大题材的选题和创作，日益成为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诸如“五个一工程”、华表、金鸡、飞天等国家重要奖项的激励下，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各种扶持基金的积极引导下，如何打造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精品创作，成为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团队关注的焦点问题。诸多主题影视剧的创作，往往要求在国家特定的重大活动和节日进行展播。很显然，由于影视创作团队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节点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题材，几乎可以说都已经被涉足，部分题材多次在不同阶段被反复重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主流影视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自然格外引人瞩目。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觉醒年代》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同类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影视剧作的题材选择可谓别具匠心。与诸多同类题材影视剧侧重于展示建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建设新中国的辉煌历程不同，《觉醒年代》面对中国近代社会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巧妙地截取了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在濒临国破家亡、中华民族走到最危险的历史时刻，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层层深入地叙述了知识分子走向觉醒、国民走向觉醒和工农大众走向觉醒的历史逻辑，深刻揭示出新文化运动的艰难历程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此外，如《外交风云》聚焦新中国成立之后全球冷战背景下最复杂、最敏感的新中国外交历史，《特赦1959》叙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战犯进行改造和特赦的历史事件，《在远方》聚焦快递行业的崛起与发展，《山海情》抒写东西协作扶贫下的“闽宁模式”的中国奇迹，《湄公河行动》正面描写我国公安干警的跨境追捕毒贩行动，《战狼2》直面叙述我国的撤侨行动，《流浪地球》以“硬科幻”的类型表达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救赎，《攀登者》回溯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英雄壮举等，都很好地填补了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创作空白，拓展了新主流影视作品的题材表现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建国大业》探索以一种群星荟萃的演员组合方式来表达重大历史主题，尤其是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以不同导演拍摄同一主题下不同人物故事之后，由政府主管部门或有影响力的影视制作人牵头，集中全国优秀的影视编剧、导演和演员阵容，以表现特定重大历史和现实的主题，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主流影视作品的一种重要的制作策略和叙事方式。如与《建国大业》制作方式相似的电影有《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并因此谱写了共和国的史诗叙事；与《我和我的祖国》制作方式相似的电影，则有《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分别从国家、区域和代际三个不同的维度勾画出家国一体的时代精神谱系；此外，新主流影视作品还出现了如《金刚川》《长津湖》等三个以上导演联合执导同一故事不同场景制作方式；表现武汉抗疫题材的影视剧《在一起》，则把《我和我的祖国》这一制作策略，很好地延伸到了主题电视剧制作……

很显然，这种组合式或集萃式的制作和叙事方式，之所以流行于近年来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创作实践，主要是基于这一创作方式能够充分调动和集中优秀的创作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依靠集体的力量高效地完成在特定时间主题影视作品的创作任务。与此同时，由于这种制作方式融合了不同风格的导演和编剧的集体创作，内容精炼，节奏更快，具有一种集锦式的美感，很好地满足了短视频时代受众对快节奏内容的审美需求，从而赢得了受众的广泛欢迎。

类型话语与青春叙事

类型叙事是影视工业一种成熟的叙事范式，是影视创作主体和受众之间的一种审美契约。近年来，新主流影视作品创作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创作主体日益尊重影视作品类型叙事的审美规律，注重以类型的话语表达影视作品的主流价值建构，缝合了原本横亘于主流叙事和商业话语之间鸿沟，实现了口碑和票房、收视率共赢的格局。

动作片由于高强度的情节冲突和简明流畅的叙事节奏，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广泛的观众群体。《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新主流电影，显然采用了动作片的叙事类型，影片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和令人炫目的剪辑节奏，充满了一种戏剧张力，令人欲罢不能。《金刚川》《长津湖》则明显采纳了战争片的叙事技巧，影片在展现战争的残酷和惨烈的同时，谱写了一曲抵御外敌、壮怀激烈的英雄颂歌，令人感动不已。《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烈火英雄》等影片，则注意汲取灾难片的叙事特点，影片在极力渲染突如其来的灾难所造成的危机，巧妙地在危机中塑造具有拯救意义的英雄群像，令人为之潸然泪下。《流浪地球》则罕见地打造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幻类型话语，带着地球流浪这一具有东方家园意味的意向，引起了2019年辗转于风雪交加春运旅途国人的强烈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新主流影视作品在创作中同样注意借鉴海外优秀影视作品乃至文学艺术的叙事范式。如2020年上映的《夺冠》，影片在打造体育竞技的类型话语的同时，将纪实与虚构两种风格融为一体。影片精心截取了中国女排夺冠征程中最具有意义的三次比赛场景，显然与《国王的演讲》主人公意味深长的三次演讲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但升华了主题，而且唤醒了与中国女排夺冠而同频共振的众多观众的个人记忆和时代记忆。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女排历史上每一次在世界大赛的夺冠，都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强烈信心与巨大进步。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男女主人公陈江河和骆玉珠阴差阳错在火车站乘坐两辆不同的相互交错列车，彼此只能目睹对方而眼睁睁地擦肩而过，根据编剧本人的叙述，这一场景有意借鉴了《约翰·克里斯托夫》名著中相关的情节，剧作也因此令人惆怅不已，荡气回肠。

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成为活跃在视听网络平台重要的参与者和传播者。近年来，新主流影视作品日益注重以一种充满朝气的青春叙事，以吸引青年观众的喜爱与共情。如2007年播出的《恰同学少年》，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读书生活为背景，叙述了以毛泽东、杨开慧、蔡和森、向警予等为代表的青年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春岁月，在塑造伟人的主题影视创作中可谓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此后，诸如《中国1921》《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都格外注重展示一代伟人在革命时期的青春风采。《大浪淘沙》则以当代青年陈启航在网络平台做党史专题为引子，以年轻人的视角来叙述当年同样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缔造者和领导者追求真理、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的革命历程。《觉醒年代》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重点演绎了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之间矛盾复杂的父子关系，当陈独秀送别两个孩子赴法留学时，剧作采用“闪前”的预叙方式，陈独秀仿佛透过历史风云，目睹若干年后两个孩子为革命壮烈牺牲，“去时少年身，归来烈士魂”。很显然，新主流影视作品的这种青春叙事，“让故事有温度有情感，将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转化为互联网时代青年一代易于理解的影像符号话语体系，从而巧妙地将其所表达的主题，内化为青年观众自身的情感判断和价值体系，最终赢得青年人的广泛认同与共鸣”。

在后全球化时代，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崛起与走红，成功地抵御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欧美大片对本土文化的冲击。1994底，国家主管部门决定每年可以以分账的方式引进“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海外大片，曾引发巨大争议，有人因此忧心忡忡，认为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海外大片将有可能垄断国内本土市场，击垮乃至摧毁中国影视工业的发展基础。事实证明，正如中国经济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投身于全球经济的大循环竞争而不断茁壮成长，并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影视在海外影视的冲击下，同样加快了创作观念与题材内容的转型与拓展，以及影视工业体系改革与建设，并最终在2020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票房市场。令人瞩目的是，近年来好莱坞大片由于过于倚重视觉奇观而在中国电影市场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票房号召力，而新主流电影却由于工业化的制作、题材的创新和类型化的青春话语而开始高居国内年度票房榜前列。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10月11日，2021年度中国电影票房榜前十位影片，有8部均为国产制作，每部票房均超10亿元以上，其中《长津湖》票房突破40亿，高居年度票房榜冠军。新主流电视剧在美剧、韩剧、日剧等激烈竞争格局中同样脱颖而出，《觉醒年代》《叛逆者》《理想之城》等剧作的收视率名列前茅，成为国内观众竞相关注的收视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崛起与传播，将个人情感、个人英雄性格塑造与国家主流文化、民族形象相互交融，以类型化的叙事话语承载家国想象和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以一种独特的影像魅力，建构与弘扬具有共享价值的人类共同体美学。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ZD1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2018年7期。

②范志忠、于汐：《中国电影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区域根植与跨地融合》，《当代电影》，2021年6期。

③范志忠：《〈红海行动〉：主流电影创作的新标杆》，《中国电影报》，2018年3月21日。

④范志忠、刘清圆：《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互联网时代的青春话语》，《文汇报》，202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