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军原则的探索与实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军原则的探索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三大起义时认识到“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白这一建军原则的极端重要性。然而由于革命形势的复杂以及对党和军队建设以及武装斗争经验的缺乏,此时的党对这一建军原则进行了较有限的探索,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同志仍然坚持单方面的退让,希望用这种方法来缓和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同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召开,严肃批评了以陈独秀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至此,早期共产党人逐渐开始重视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起义且均建立了各自的总指挥机关,即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广州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三次起义是党领导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初步尝试,然而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了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犯的错误外,起义部队中党的领导体制以及组织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是重要原因,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在部分起义部队中“党指挥枪”这一原则无法得到有效落实,这实际上就导致了党的指挥权力不明确、不集中。以南昌起义为例,名义上各部队都在南昌起义总前委的指挥下行动,实际上,据当时任“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刘伯承同志来看,当时除了起义方案等重大事件由前委决定之外,“此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怠惰迟缓而并未按照实行,甚至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南昌起义总前委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深入掌握军队。

除此之外,军队党组织的领导过于乏力也与当时军部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有一定的关系,李立三同志后来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对这段时期内的党军关系进行了描述,“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也就是说在这支起义部队中党军关系是不正常的甚至是颠倒的。党中央后来在1927年10月为起义失败发布的通告中也深刻认识到“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

由此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现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为了实现这一原则也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一原则在当时没有也无法得到完全有效的落实,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想要更好地实现这一原则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湾改编时建立起“军队中自上而下的党委制”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剩余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和前委进行了党史和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以奠基。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有:缩编,“整顿编制,缩师为团”,官兵自愿决定去留;建立士兵委员会并规定官兵平等,“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

通过在各级部队中建立党委制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三湾改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同志一方面看到了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习气和旧军队作风对实现党指挥枪原则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现实条件下对整支部队进行思想教育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深刻吸取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深切认识到建立起完善的、自上而下的党组织体系的重要性。由此,三湾改编建立了各级军队的党委制,普通官兵发展党员,班、排设立党小组,连设置党支部,这实际上成为了军队基层党组织连接上级党委的纽带。同时在营、团一级设置党委,总的领导权掌握在前委手中。这样一来,党在各级军队中均有了党组织,部队思想上的统一和纯洁也有了保证,真正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具有严密组织结构且权责明确集中统一的党的领导,克服了部队原来在党组织体系上存在的弊病。

军队中建立的党委制弥补了起义部队中党组织体系方面出现的漏洞。经过三湾改编后的部队虽人数有所减少,但思想上的统一性和纯洁性大大提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这支部队中得到了真正的确立。而这种在各级建立党委制的做法也得到了当时党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各地红军部队中推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步行动都要受到所谓共产国际制约的背景之下,这种对于完善党组织结构、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初步探索与实践虽作为一种成功经验在全国各地红军中推广,但并没有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

党内争论巩固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党指挥枪这一建军原则在确立过程中经历了诸多挑战,其中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红四军内发生的前委军委之争无疑是最典型的一次。在这场争论中,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者、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党军关系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而争论的最终解决客观上为这一原则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设置军事委员会、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等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当时形势下前委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军队,这样就没有必要设立军委,否则机构就显得重叠而不利于指挥作战,强调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他认为诸如“一切工作归支部”等观点无异于企图以个人领导取代党的领导。而朱德同志则坚决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主张前委不能代替各级党委的职权,不同意“党管理一切”,否则就违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更有家长制及包办制的倾向。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最终改组了红四军前委,陈毅同志被选为前委书记。同年7月,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决定派陈毅同志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陈毅同志到达上海后,就红四军情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做了汇报。同年9月28日,由陈毅同志起草、周恩来同志审定的全称为《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形成,史称“九月来信”。这封信在总体上肯定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作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等指示,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仍应该任前委书记。

“九月来信”的发出对结束一年多来关于军委前委的争论起到了犹如定海神针的作用,也为后来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方向。这封信件不仅统一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和全军思想,也为党的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对党指挥枪原则的落实更可谓是“拍了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持续一年多的争论中,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陈毅同志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呈现出了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领导人以及先进共产党员博大的胸怀与气度,他们的争论并非路线之争,而是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也体现出他们海纳百川的胸怀。正是因此,此次争论不但没有损伤党的团结,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党的领导体制机构的完善,增强了党内团结和领导人之间的互相信任。

古田会议后落实“军事必须服从服务于政治”

1929年10月底,陈毅同志携审定通过后的“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前委。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在古田召开,大会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同志任前委书记。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批评了极端民主化与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潮,规定在党的活动中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任务绝不仅仅是打仗;在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的关系上,大会严肃批评了一段时间以来红四军内出现的以军代政、代党的错误倾向,明确了在任何时候军事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这一原则。决议案指出,“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强调全军将士都要服从和维护党的领导,这实际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等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这些思想也构成了党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根本内容。大会还强调要加强党对军队思想领导工作,指出当前形势下必须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确保党在思想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古田会议为持续一年多的军委前委之争划上了句号,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使党指挥枪原则在组织制度层面得到了落实。这次会议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肃清了当时红四军内存在的旧军队习气及种种不正确的思潮,强调了党的集权领导体制以及政治统率军事的极端重要性,决议案为健全和发展部队中的党委制提供了理论和制度基础,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一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至此,党指挥枪这一建军原则真正得以定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21世纪的今天,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取得了众多历史性成就,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局部性冲突不断,部分国家政权更迭频繁,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此种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这一原则显得尤为重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民军队在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的过程中有科学的行动指引,才能确保强军目标早日实现,使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拥有更加坚强的后盾和底气。

(作者分别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讲师;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⑤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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