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翁办事 可当大局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沙田乡杓子冲一个农民家庭。1902年，26岁的何叔衡考中秀才，县衙委任他去掌管钱粮，但他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馈馈”，于是拒绝官衙任命，开启了自己10年乡村私塾的教育生涯。

在旧环境中成长的何叔衡没有落入封建制度的窠臼，他关心时局，心忧国家，积极探求教育与民风变革之路，以期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开启民智。他执着而炽烈地追求真理，反复鉴别比较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最终毅然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革故鼎新 追求真理

1913年，37岁的何叔衡，以大龄学生的身份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该校于第二年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何叔衡结识了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共同的理想追求让两人一见如故，并迅速成为肝胆相照的战友，他们成立新民学会，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着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

何叔衡与毛泽东等一起革新湖南《通俗报》，传播新文化、刊载劳工生活现状、揭露当局黑暗，激励人们奋起反抗腐朽社会。他们满腔热情地向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为了批驳反动势力对十月革命的诬蔑，研究和学习俄国革命的先进经验，1920年8月，何叔衡与毛泽东等人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物为宗旨”，介绍俄国情况，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力。他们激扬文字、投身实践，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展开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何叔衡协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处奔走，为书社筹集资金和争取支持，帮助解决了创办书社的许多困难。当时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和联络下，1920年初冬，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诞生。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8个早期组织之一，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以新民学会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之名，宣传新思想，创办工人夜校，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

1921年7月，何叔衡怀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救国救民的志向，与毛泽东一起奔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一大会议上，何叔衡和多数代表一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共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传播火种 埋头苦干

1921年8月底，何叔衡与毛泽东一同回到湖南，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创建工作，同年10月，成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此后又在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并担任组织委员。

随着党、团组织的迅速建立和迅猛发展，党团骨干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亟待加强，理论知识水平和共产主义觉悟也有待提高。面对这样的形势，在利用书社、报刊宣传新思想的同时，何叔衡与毛泽东等人，于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组织学生用自由研究、共同讨论的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和革命精神，并动员有志青年踊跃参加革命实践。

1922年5月，全校师生在何叔衡的带领下，参加了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的两次讲演，并深入社会实践，参加工农运动，真正地实现了学习理论与参加革命实践、研究实际问题相结合。

自修大学受到广大革命者的赞誉，但也遭到反动势力的敌视。1923年11月，军阀赵恒惕找借口取缔了自修大学，大部分学生立即转入何叔衡任校长的湘江学校继续学习。湘江学校继承了自修大学的革命传统，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输送革命人才。李达、李维汉、夏曦、郭亮、夏明翰、罗学瓒、毛泽民、毛泽覃等党的优秀干部都曾在这一革命策源地学习和工作，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各处去发酵”，像“酒药子”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

1928年6月，何叔衡服从党的安排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1930年夏，何叔衡回到上海，领导全国互济会，负责营救被捕同志和输送革命者到苏区的工作。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但何叔衡不惧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保存党和革命事业的有生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

苏区“青天” 铁骨铮铮

“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怀揣着这份信仰与热情，何叔衡踏上了江西瑞金的土地。

1931年，何叔衡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人参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何叔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务。

此时，正值红色政权建立之初，党中央和政府各项法令制度还不够完善，各级机关人员也比较复杂，加之受封建残余思想与旧风俗的侵蚀，铺张浪费、贪污腐败等现象逐渐滋生。何叔衡当机立断、敏锐判断形势，将肃贪惩腐工作提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高度，他指出，反贪污的斗争，是执行苏维埃一切战斗任务不可分离的部分。他不但时常发动大家分头深入基层进行摸底、了解民情，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带上他平时工作的“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亲自走村串户，调查核实情况。

人民检察制度刚建立不久，何叔衡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检举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滥用职权向百姓索要财物，并利用黑社会组织欺压群众。何叔衡不相信党内有这种腐败分子，决定带人到组织部驻地黄柏村进行实地调查，最终查明举报情况属实，还了解到陈景魁拉拢、结交地痞流氓，强摊群众款物，对不服从者施以打击报复等恶劣行径。

坚持有理有据依法办案原则的何叔衡，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名义签发了对陈景魁的逮捕令。然而不久，他就收到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有人劝说：“陈景魁有一帮黑势力，千万要小心！”面对恶势力，何叔衡毫不退缩：“共产党人生来就是与黑势力作斗争的！这帮恶棍若不除掉，民众何以安宁？！”不久，又有讯息传出：“中央某领导人讲了，陈景魁不能杀。”何叔衡依然不为所动，坚定地说：“我身为执法干部，要排除干扰！没有胆气和硬劲儿，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

最终，他不畏艰险，秉公执法，依法枪决了陈景魁，严惩了其他黑势力组织成员。

在何叔衡主持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和临时最高法庭的近两年间，他亲自调查核实苏维埃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情况，依法查获了陈景魁、谢步升等腐败贪污案件，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身兼数职的何叔衡，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秉公执法，被苏区群众誉为“苏区包公”“何青天”。

赤子忠心 以身许国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何叔衡坚持正确主张，坚决抵制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反对肃反扩大化，为此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压，但何叔衡信仰坚定、从未动摇。

1932年冬，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委员会专门开会对何叔衡进行批判。1933年2月“反罗明路线”斗争开始后，何叔衡被当作“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而遭到打压。同年7月和11月，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和《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右倾的斗争》两篇文章批判他对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右倾，指责他讲过：“各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地主富农压迫工农群众的工具”，认为他怀疑党所采取政策的正确性，把遇到的粮食问题和经济困难看成“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导致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党中央由于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苏区财政经济困难、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于是他们“突击动员”，大量征收群众口粮。此时正处于秋收前，群众也食不果腹，何叔衡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据理力争，却被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与“政治动摇”，并歪曲何叔衡使检察部“变成了最标本的官僚主义的机关”。

1934年初，何叔衡被撤销领导职务，面对不合理的批判与撤职，何叔衡并没有妥协与退让，他仍然坚持真理，凭着对党的赤诚之心，无怨无悔地在苏区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他顶着各种压力严惩贪污腐化，总结反腐案件的查办经验，撰写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等文章。对于无端的指责，他始终秉持对党忠诚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并多次声明“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江西苏区变为游击区后，何叔衡随队伍驻雩都公馆乡，年近花甲的他明志“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坚持每天拄着拐杖，穿着一双破烂鞋子，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开展革命工作。

1935年1月，鉴于形势严峻，党中央决定何叔衡、瞿秋白等同志转移去闽西，再经广东、香港去上海从事白区工作。不幸的是，2月24日，在行抵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小径村时，被敌人包围，危急关头，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何叔衡毅然跳崖。被敌俘获后，奋力反抗，壮烈牺牲。时年59岁的他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铿锵誓言。

缅怀革命先行者，风雨飘摇路，奋斗铸辉煌！何叔衡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以自己的峥嵘人生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立下不朽功勋。先烈赤子丹心，上下求索，以身许国成伟业，作为后来人，我们在与有荣焉的同时，唯有继续努力奋斗，才能不负时代。

（作者简介：江大伟，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孟珊，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