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 红耀五月

中国共产党由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建，建党初期在宣传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时的党内文件明确要求：“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党内许多重要领导成员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都是具有出色能力的宣传精英。他们善于利用重要的纪念日，通过对相关历史事件蕴含的特定意义进行讲解与阐发，占领舆论阵地，宣传革命纲领，实现社会动员。

每年的五月是各种纪念日最为集中的月份，共产党人对此加以整合，以统一的宣传策略，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势，“红五月”纪念活动就这样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历史上的经典案例。

觉醒：革命宣传组织化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已经开始利用五月的一些纪念日进行革命纪念与政治宣传。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报告：“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1924年4月19日发出的中央第13号通告中，要求各地对“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日“都须有相当的活动与宣传”，同时对各个纪念日的宣传重点也作出了明确安排。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有组织地综合运用五月的纪念日进行集中宣传的一个起点。

1926年4月五卅运动周年纪念前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五月各纪念之宣传工作》的通告，开篇即提出：“红色的五月，帝国主义者所提心吊胆的五月快到了”，对于中国革命民众而言，在“红色的五月”里，“没有一个纪念日不值得我们作广大的宣传，警醒民众，检阅自己的力量”。中央还特意强调：“宣传应十分小心，要会应用很好的战略”“不放过一点宣传的机会，同时也不简单的妄动”。当年5月1日，瞿秋白在中共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对五月各个纪念日的意义进行了比较精炼地概括：“五四”是“学生运动发难的纪念日”，“五五”是马克思的诞辰日，“五七”和“五九”是国耻纪念日，“五卅”则是1925年列强暴行促成“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纪念日。此后，五月逐渐开始成为有特定意义的“革命的五月”或“革命纪念月”。

正是由于多个重要革命纪念日汇集于五月，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每年五月到来之前都会提前进行整体部署与统一组织，汇聚集体力量，不仅注重理论宣传，更重视把纪念活动与日常斗争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了一种叠加的放大效应，“红五月”纪念活动因此爆发出比单个纪念日更大的政治能量。

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自身革命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对于党组织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培养与淬炼作用。

蓄势：纪念阐释体系化

在“红五月”纪念活动中，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中央制定的宣传大纲，遵循统一的宣传主旨，撰写纪念文章，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意义挖掘与价值阐释，形成一种声音。以下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五四”“五七”“五卅”三个纪念日进行简要分析。

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自其发生之日起，就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广受各方关注，被不断纪念、解读。“五四”纪念的历史几乎与五四运动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五四”纪念纳入到“红五月”活动之中，通过追寻五四运动中蕴含的时代精神，逐步构建起一套独特的“五四”纪念话语体系，使其承担起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将五四运动定位于“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纪念日”，纪念重点集中在恢复国权和提倡新文化运动方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发扬光大“五四”爱国精神。1939年，五四运动爆发二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延安掀起了一轮“五四”纪念高潮。当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会提议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

5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机关报《解放》上发表《五四运动》，充分肯定青年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门论述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就是以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思想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至此，中国共产党对于“五四”的阐释体系比较完整地建构起来，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一直沿袭至今。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要求，限在48小时内作出答复。袁世凯政府被迫于5月9日表示除了第五条外，全盘接受。消息传出后被国人视为耻辱，青年毛泽东深受刺激，当年夏天曾写下十六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五七”与“五九”两个日期因此被称作“国耻日”。

“国耻”纪念在“红五月”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1924年，北洋政府严禁全国开会纪念“国耻”，《向导》称之为“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1925年，在“二十一条”事件10周年之际，瞿秋白撰写文章《五七国耻与日本帝国主义》，介绍“五七”国耻的由来，呼吁广大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亲日的北洋政权，这种认识也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五七”国耻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每年的“国耻”纪念中，中国共产党都要系统介绍近代以来列强凌辱中国的历史，不止于传播国耻意识，唤醒广大民众的“国耻”记忆，更重要的任务是雪耻，努力洗刷列强施加于中国人民身体与心灵上的侮辱，鼓励民众奋起抗争的勇气，最终目标是要把“国耻日”变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纪念日。

北洋时期，列强在中国制造的屠杀事件时有发生，但从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看，都无法跟五卅惨案同日而语。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与工人举行反帝演讲和游行，学生与租界工部局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即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表告全国民众书称：“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主办的几个刊物对“五卅”屠杀及中国民众的抗争情形进行全面跟踪报道和评论，先后发表文章超过50篇。

在共产党人的阐释中，“五卅”是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弱小民族的必然结果，是鸦片战争和庚子事变以来列强奴役、屠杀、迫害中国人民的继续；同时，“五卅”也是中国民众站起来对帝国主义做大规模反抗的第一次，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形成的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更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开端。

通过对“五卅”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初步构建起一套与自身革命理论与意识形态相契合的近代中国叙事框架。

飞跃：策略方式实践化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面对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利用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高扬自身理论旗帜。虽然并不掌握军事力量，但在国共合作的框架内，主动出击，谋求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形成宣传工作的强势。可以说，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最有成效的工作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战线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基础。

“红五月”纪念活动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产物。在每年五月到来之前，中央都会进行统筹安排，制定比较严密的宣传计划与大纲，圈定宣传重点，同时也鼓励各地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宣传策略与方式。中央还提出，各地情形不一，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可按照当地政治情形及群众革命情绪决定，但有一点需要明确，就是要通过宣传去扩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

“红五月”纪念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斗争性。建党初期的宣传工作不是坐而论道，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也不只是纸面上的辩论，而是与现实的政治行动相结合。党内的宣传精英善于抓住有利时机，以笔为武器，以刊物为阵地，将纪念活动转化为发动群众运动、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载体。以纪念“五卅”为例，中央就要求，纪念运动不能停留于悲情渲染层面，“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概言之，就是要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陈独秀也特别强调，应将纪念转化为实际的革命行动，“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旧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精英一方面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那些爆发于五月的历史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最初属于彼此割裂的个体。共产党人对此进行梳理整合，将它们统一置放于一套革命理论的解说框架之中。以“五七”（或“五九”）与“五卅”为例，二者都带有浓烈的耻感记忆，中国共产党用反帝概念将它们联系起来，认为正是两大国耻事件的交织，激发了全国民众前所未有的反帝浪潮，“红五月”纪念活动因此也成为全国性反帝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而对于“五四”与“五卅”，前者是学生与工人群体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起点，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不断发展，是中国人民革命意识不断高涨、反帝运动不断深入的表现。

总体而言，五月的纪念日既有耻辱的历史，也有抗争的历史。经过共产党人的阐释与解读，各个事件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逻辑链条，聚合成一种意义体系。

登上政治舞台后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红五月”纪念活动既宣传了自身的革命主张，又构建了一套以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解除人民奴役为宗旨的革命话语体系，同时反映出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历史曲线，展示出新生政党的蓬勃朝气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强大自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日后能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