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探索“北京智造”生态体系

[中图分类号] D616； F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2）05-0071-04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梯次升级的过程。作为“十四五”时期北京实现“以高精尖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根基更加稳固”目标的重要抓手，高质量打造“北京智造”生态体系，既是破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瓶颈的现实出路，也是开放性、多样性、共享性的产业生态建构的过程，涉及数字技术、工业化能力、人才机制、长期价值观等领域的全面系统变革，亟须在数字生态、集群生态、人才生态等方面持续探索。

引入数字生态：政府与市场合力补齐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短板

《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1）》显示，近年来，北京制造业领域数字化指标持续提升，但集成互联、智能协同程度相比发达国家仍然较低，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数字化转型进展较为缓慢。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大障碍在于现有非敏捷型组织层级架构的制约。几乎所有传统企业都不具备大规模推广敏捷模式的前提条件，数字化软件和产品开发流程分散、复杂，需要根据单个应用或某个项目调配和部署IT资源，组织内部难以打破原有部门边界和利益壁垒，导致技术团队与业务团队间较高的沟通协调成本。同时，制造业是行业高度细分领域，不同行业生产工艺复杂且差异巨大，要求匹配高细分度、高成熟度、高效率的系统解决方案。这就要求解决方案供应商队伍既精通信息技术又懂制造技术，形成深度融合客户需求管理模式的实施方案。而目前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等通用技术的就绪度及其与复杂制造系统的融合度均不高，尚不能提供覆盖全局、面向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综合集成方案。

科学建构组织体系，强化高效政策供给与高水平智力供给。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全方位重塑生产企业战略思维、组织方式、产品形态、制造工艺、商业模式的系统过程，其学科交叉性、跨部门高协调性、成功概率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决定了必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探索全方位、一体化的转型政策体系。一方面，需构建“北京智造”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的指挥部与跨区合作系统，因地、因业制宜部署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形成统一具体、有战略时序、有层级区分的产业实施规划和布局推进计划。同时，充分赋予企业在智能制造共性技术研发方面的发言权，打造多元多领域协力解决问题的攻坚格局。另一方面，不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逻辑和路径各不相同，需整合力量，持续跟踪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分类研讨北京市优势制造领域智能化转型升级路径，引导各类优势资源向智能制造领域集聚。

遵循市场机制和产业规律，打造智能制造标杆示范项目。构建全生命周期场景供给体系。智能制造发展已进入“市场+政策”驱动阶段。近年来，成都、深圳等纷纷探索“场景进阶”赋能城市生产的新路径，以满足企业在特定阶段的特定场景诉求。既要基于市场需求甄选场景机会，对处于试点、示范、推广等不同技术阶段的项目分别给予创新实验室、场景应用实验室、场景示范工程等进阶式场景支持，也要打造一批集技术落地、商业价值验证、弹性政策试点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景实测空间，最终形成覆盖产品技术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场景闭环供给机制。以兼并重组的聚变效应加快转型步伐。把促进企业兼并重组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适合智造企业的跨地区兼并重组财税分配、统计归属、指标转移和减量置换政策，鼓励北京优势智造企业通过资产、股权、债务的分离和重组，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支持有条件的制造企业借助“两区”建设制度型开放平台参与国际并购，引入战略投资者，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发挥国有制造企业引领示范效应。国企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但目前国企的财务、审计、考核等机制均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长周期性和高不确定性特征，尤其是数字化项目持续升级迭代，导致无法及时进行项目结算，而基于“保障国有企业资产不流失”的控风险要求，很难做到对迭代式创新的制度化、规模化投入，亟须改革国企项目管理方式、财务机制、审计机制，搭建数字化转型项目实践的灵活评审与考核机制，以调动企业积极性、降低试错成本。上述改革顺利推进需以两个坚持为前提。一是坚持统一部署、自上而下渐进式推进的原则。国企在产业链中举足轻重，须在统一“大中台”架构上进行数字化转型战略部署，并将其纳入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协同推进，统筹解决好集团整体“一盘棋”谋划与二级企业“小步快跑”转型诉求之间的矛盾，通过渐进式推进实现产业升维和核心价值再造。二是坚持从国家战略安全高度出发，发挥好数据安全保障的主力军作用。国企应主动承担起数字化转型中基础数据建设的主体责任，收集整理关键技术、专家经验、工艺流程、核心参数，定期维护并跟踪监测，为建立工业控制系统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提供必要条件，实现底线思维下的最低保障。

构建集群生态：引领高精尖制造向“高精尖群”制造升级

受产业发展环境、区域配套能力、要素市场建设等多重因素制约，京津冀地区尚未形成紧密的智能制造产业链关联，三链联动融合深度不够，重点智造集群核心竞争力不强。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近年来北京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强劲，主要靠小米、京东方等大型企业拉动。3C行业智能制造协同创新平台在小米智能工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开放的“5G+AIoT”平台引擎战略在京津冀迅速形成创新孵化、集聚成势的生态效应，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规模效应协同和智造服务能力的模块化推广。

强化政府统筹引导，深入推进智造集群培育工作。北京应对标“2025年全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规模突破1万亿元”的目标任务，主动树立集群思维模式，创新集群治理方式，健全培育工作机制。政策措施要向集群倾斜。围绕“十四五”时期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部署，强化政府政策集成支持、要素资源保障，做实万亿级产业集群。建立分梯次目标责任，实施差异化发展路线，给予分类型政策支持，制定综合性服务方案，提高“一群一策”的政策细密度。工作力量要向集群加强。成立市级智能制造业集群培育工作推进机构，为每个集群建立专门的工作协调推动机制，引导各区在落实和推进所涉的技术攻关、项目布局、人才引进等工作中加强协作、明确分工，重点关注存量生态链企业在京稳定发展需求，以及通过投资孵化培育或引入更多增量生态链企业在京布局。保障机制要向集群突破。政府充分授权“链主”企业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布局及需要，开展供应链、生态链精准招商，以“龙头企业+合作园区”模式为产业链共同体增量企业布局预留空间，并根据园区内供应链、生态链整体产值和税收贡献情况，建立分阶段的梯级考核及税收留成奖励支持政策。通过园区试点、工厂示范等方式，推进实施智造集群群长制、人才在高校等事业单位与集群“双落户”制度、集群“区域能评、环评+区块能耗、环境标准”取代项目能评、环评试点等工作试点。

以新型产业组织为载体，构建集群开放创新生态系统。以“龙头企业+创新平台”模式创建一批高精尖制造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新型产业组织）。面向重点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和跨领域交叉技术的研发、转化和应用场景供给，实现全链条接力支持。在运行机制上，尝试在创新型产业集群示范区（经开区和顺义区）先行试点，探索符合创新规律、激发创新活力的政策机制设计，突出创新服务综合体的公益性，以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为主体，与技术研发中心、成果交易平台、知识产权机构、创业孵化载体实现有效互动；在组织模式上，探索股份制、理事会制、会员制等多种运作模式，实行“目标导向、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并纳入新基建开源创新平台或市级产业项目储备库予以支持；在目标导向上，以供应链基本自主可控、产业链和生态链能级水平显著提升为原则，依托综合体“服务+开放”引导上下游资源集聚，促进龙头企业技术优势向生态链企业输出，带动供应链国产替代、产业链关键装备“首台套”推广、生态链投资培育三大增量导入，打造领域内产业共同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实北京智造“中心+若干创新服务综合体”“核心+外延”的集群创新平台体系，引导产业链补链、移链和替链项目在城市南部及京津冀区域布局，推动构建跨区域、大协作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

做大做强智造联盟，培育世界级集群发展促进机构。北京目前已组建集合优质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关键技术装备供应商、软件供应商以及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的智能制造联盟，但联盟组织在市场化推进产业高效协同运营中的实质性作用有限。借鉴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集群培育模式，进一步发挥联盟的聚合联动效应，将现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领域多个高水平产学研联盟、商协会整合纳入，跨界跨域打造“平台的平台、联盟的联盟”新一代联盟形式。“大联盟”着重筛选、支持提供数字化转型核心要素服务的专业化机构，充分发挥资源整合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推动龙头企业与在京制造业中小企业结成数字化转型伙伴，缔结集群命运共同体，推动智能制造中小企业普及化，构建“头雁引领雁群”“大手牵小手”的智能制造集群网络化共生生态，实现制造业竞争力整体提升。

优化人才生态：打造基于政策驱动的人才引育培用“强磁场”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点学科交叉、关键技术融合、系统集成创新等特征，是典型的人才智力密集型领域。从人才供给看，具备某制造领域行业经验（熟知客户需求）和软件代码开发能力的跨界复合型技术人才，以及拥有集成创新能力、可提供制造业应用核心技术和解决方案的优秀研究团队相对缺乏。从人才结构看，不同类型制造企业人才发展状况差异巨大。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等企业，在数字化基础方面具有天然压倒性优势，虹吸效应明显；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企业，数字化人才薪酬水平与市场水平脱节，不仅难以吸引高水平大厂人才的加入，而且自身依靠实施数字化项目培养出的IT人才、软件工程师面临流失困扰。从人才培养看，产教脱节导致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目前，一些高校院所尝试与企业、创投机构等共建跨学科的实验室、特色研究所，但远远不能满足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

人才战略与产业规划对标，持续引进制造领域“高精尖缺”人才团队。依据“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主要指标，对标全球领先科技创新中心的科研人员流动配比，科学估算新技术与制造业融合领域高层次紧缺人才的需求数量和结构，进一步完善领军人才引进目录。细化完善上一轮北京市“10+3”高精尖产业政策中“2+7+3”人才引进工作体系，探索制定面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倾斜性人才政策。如对于符合相关认定标准的智能制造领域顶尖人才和顶端梯队，可增设“一人（队）一策”专项政策，并在现有相应奖励基础上，额外给予企业人才引育奖励，形成更加精准细化的人才柔性流动和激励机制，增加引才政策弹性。

疏通校企合作接口，完善引企入教的人才培育模式。产教融合的核心是让大型企业集团成为高端制造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办学主体，形成精准对接的闭环反馈，解决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需求脱节、教育水平质量不高、人才供需“两张皮”的问题。需优化整合在京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资源，广泛吸收高校、大中型企业、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组建“北京智造”产教合作联盟组织。联盟负责引导各类院校面向北京市汽车、电子、装备、医药等重点领域部署制造业基础学科建设；推动“校企双制、工学一体”教育改革，建立校企互认的应用研发创新类专业技术职务系列与奖励机制。

匹配特殊支持政策，补足传统制造企业数字人才短板。传统制造企业的高端数字化研发人才可对标互联网信息、软件类企业，为其建立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待遇体系。有针对性地降低社保企业缴费比例或者给予社保补贴，以降低企业的前期开发成本。可尝试在大中型企业推广首席数字官制度，探索建立复合型人才评价体系，发展壮大传统制造企业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1]曹政.北京“十四五”高精尖产业规划发布 2025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比将超3成[N].北京日报，2021-08-23.

[2]杨青峰.新工业思维（第二版）[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刁琳琳，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