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把握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2）05-0034-04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统一战线”列为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指出“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致力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同社会各界人士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携手共进。全面把握党百年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对巩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凝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关系着统一战线的性质、前途和命运。坚持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鲜明特征和内在要求。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上的领导，主要通过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认真做好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方式来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言，“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对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我们党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叛变革命警惕性不足，采取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同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缺乏理论准备和实际斗争经验，错误地认为“革命前途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否定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结果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忽视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大肆鼓吹国民党在整个抗战中的领导作用。这种主张未能认清党的全面抗战同国民党片面抗战之间的本质区别，不敢承认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将党的活动限于国民党的许可范围内，这无异于自缚手脚。由于这种口号来自共产国际，部分同志未能加以辨别，盲目信赖，以致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有蔓延趋势。在认真回顾了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否定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曲折历史后，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就是说，党派之间需要互相联合，又要独立存在，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实质就是争取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继续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向社会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邀请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民主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联合政府，共绘新中国蓝图。在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极大地提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不同岗位上各展其长、各献其力，与中国共产党一同开启了协商建国、共商国是、共襄盛举的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竭尽所能，努力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发展统一战线事业，“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历史经验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最高领导力量，统一战线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就会有正确航向、蓬勃生机和光明前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是如此。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方针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扩大统战对象和范围，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实施大团结大联合的方针是我们党做好统战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鉴于我国产业工人力量较为薄弱的阶级状况，毛泽东认为，“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必须广泛“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不仅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同时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方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统战对象方面，毛泽东创造性地将知识分子纳入工人阶级范畴，扩大了统战对象范围；在党派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作为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的根本原则；在民族关系方面，我们党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民族大团结；在宗教关系方面，支持宗教团体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团结各方人士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来，我们党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统战工作的范围和规模，形成“两个范围”的联盟；在八字方针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积极落实新时期的知识分子、民族、宗教政策；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来处理港澳台同胞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做好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宗教界人士的团结引领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在“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原有表述基础上，将所有“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爱国统一战线范畴，把统一战线完整概括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并载入宪法。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各方人士，创造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伟大成就，其核心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注重吸纳正能量，把数量庞大、构成多元的不同群体团结凝聚了起来，求得了最大公约数，画出了最大同心圆。

坚持统一战线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

根据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要求，用共同奋斗目标凝心聚力，推进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合作共赢，是我们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法。大革命时期，党的早期领导人认为，不推翻帝国主义就不能改变割据军阀林立的局面，在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党需要同各党派建立起联合战线，这是“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党的二大科学界定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和活动方式，标志着统一战线理论的初步形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我们党认真总结大革命中的失败教训，将统一战线的重心转移至广大农村地区，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和农民，牢固的工农联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浪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必须果断抛弃关门主义，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提出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全民族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革开放后，统战工作得到全面拨乱反正，我们党紧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对统一战线性质、地位、任务、形式作了理论上的新概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将新时期统一战线确立为“爱国统一战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发展新型政党制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促进了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创新。同时，党中央先后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和重新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根据主要任务来确定统一战线的具体内涵和实践要求，实现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遵照现实的必然。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在内容上虽各有不同，但都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为实现共同奋斗目标，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结果，带有明显时代特征，展现了我们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坚持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方向

坚持和完善配套体制机制，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是我们党做好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主动与党外民主人士开展合作，创造性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各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三三制”的实施不仅向外界展现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民主性质，调节了根据地内阶级关系和党派关系，团结了抗日力量，而且为形成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奠定了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历史性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制度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多项指导意见。其中，《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合作方式、制度程序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划和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进程。2007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基本特征、主要内涵、价值功能，是党的历史上首个关于政党制度的白皮书。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包括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宗教事务管理制度、民主恳谈制度在内的各项具体制度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为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实现政治协商规范有序、民主监督不断加强、参政议政扎实推进提供了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保障体系。2021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从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决策实施的科学性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成为继《中国的政党制度》之后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巨大优势、指导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又一部重要文献。

通过构建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来谋求共识、汇集智慧、凝聚力量，这既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亦是未来继续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奋斗的实践遵循。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孔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