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13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朝，中西方文明出现分流。在西方，1085年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自由城市——比萨城。什么是自由城市？古代西方实行农奴制，农奴被死死拴在封建领主的领地上，没有任何自由。后来，自由城市渐渐兴起，一些农奴逃到自由城，住满一年零一天就成了自由民，其权利也受到城市自治机构的保护。所以，中世纪欧洲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1087年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当时意大利的最高统治者曾颁布法令，大学不受任何世俗力量的干涉，学术完全自由。1215年，英国《大宪章》(也称《自由大宪章》)签署，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方式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此后，西方在黑暗的中世纪出现了自由的萌芽。
而在同一阶段的中国，处于北宋时期，正在实行王安石变法。其中，均输法，就是调节物资供需关系、平抑物价以打击大商人的政策；市易法，就是一种专卖制度，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在这一背景下，王安石变法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也就是说，西方越来越自由，出现了自由的城市、自由的学术，大大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中国，强化了中央集权，政府对社会加强了管控。这就是中西方文明开始走向不同道路的分水岭。
明朝的反世界潮流。此时，在商业革命、政治革命、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的欧洲。而东方的明朝，在贸易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王权制度瓦解这四个方面，与同时期的欧洲恰成鲜明对照，历史的拐点因此出现。比如，明朝是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却封闭保守，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几十年后颁布了禁海令，奉行海禁政策，阻挠对外贸易，并把郑和的船队及资料全部烧毁。而在西方，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另外，明朝的君主权力进一步加强，城市不断衰落……从此中国不再领先于世界。
清朝“康雍乾盛世”的真相。清朝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产生了一系列巨变。而清朝统治者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反对变革、满足现状、故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的做法，尤其是清朝的文字狱登峰造极，禁锢思想，加强文化控制，导致清朝知识分子奴才意识严重，更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
清乾隆五十八年，也就是1793年，发生了中西外交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当时，英国政府派乔治·马戛尔尼等人访问中国，想在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搜集情报。可乾隆皇帝把英国视为蛮夷，并未重视，在承德避暑山庄匆匆接见了约一个时辰，便把他们打发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搜集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情报。马戛尔尼事后说，“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这一段与伏尔泰的评价可谓天壤之别。自此之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观点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47年后，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清末民初，我们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在1874年《筹议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总之一句话，我们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近代中外战争体现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从1840年到1919年，西方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其中大规模的战争有：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这五次大规模战争中，中国无一次战胜。而且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在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的对比上看，更能体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降维打击”这一点。
在这样的打击下，西方列强一步步把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陷入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从清政府、民国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与22个国家先后签订了745个不平等条约，被迫赔款白银19.5亿两，割让了大片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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