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尚义流风美

崇德尚义流风美

《后汉书》中的家风故事

范晔著史 后出转精

优秀的历史学家,总是对于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十分敏感。梁启超对东汉士风多有赞美,在发表于120年前的《新民说》中写道:“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其实,这并非梁启超一人的观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说“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西京即长安,此处以都城指朝代),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究其原因,与儒学之兴盛有莫大的关系,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

要了解东汉的社会风气,阅读东汉人的家教家风故事,首要的材料是《后汉书》。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即“前四史”最受推崇。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在介绍学史门径时曾说:“吾人读史,固当先读编年,后读正史,而四史则须先看。因为四史历代研究的人很多,并且以后的正史,多半都是因袭四史,所以四史差不多是后世历史的渊源,成了治史的常识和最普通的学问。”

“前四史”中,成书最晚的就是《后汉书》,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晔(398年—445年)。范晔在元嘉九年(432年)著史时,距东汉灭亡已有二百余年,期间已有多种东汉历史著作问世,范晔在写作时参考的著作,在《后汉书》问世后逐渐消亡,如今只得只言片语,可见《后汉书》虽是后出,但光彩超越前作,故能取而代之,传之后世。

范晔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出十足的自信,要与修《汉书》的班固一较高下,他尤为得意的是《后汉书》中的评论性文字:“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此处所说的《过秦》篇,即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范晔自言诸序论与《过秦论》不相上下,可见其自信。范晔的评论爱憎分明,清朝学者王鸣盛说读了《后汉书》,能鲜明体会到范晔“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的导向。

今天我们见到的《后汉书》共120卷,其中本纪10卷、列传80卷是范晔的手笔,志30卷则出自西晋史家司马彪的《续汉书》,《续汉书》本是一部完整的书,从宋朝开始,《续汉书》中的志与《后汉书》合印在一起,遂成了今天见到的《后汉书》的规模,而《续汉书》志之外的部分却没有流传下来。

伏波教侄 谨言慎行

今天,在岭南许多地方都能见到伏波庙,庙中供奉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马援生活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一生南征北战,为东汉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他曾两度南征,岭南人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庙纪念他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边疆之功。

马援年少时就有大志,曾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马援第一次南征凯旋时,朋友们都来祝贺他,有一个叫孟冀的朋友也来祝贺,马援寄望于这位朋友能有良言相告,而非只是祝贺。马援将自己与西汉的伏波将军路博德相比,为自己“功薄赏厚”而感到不安。马援对朋友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这便是“马革裹尸”一语的由来。马援最终在第二次南征时病死前线,可谓遂其志向。

马援在沙场征战之时,也惦记着家人,在第一次南征时,曾给侄子马严、马敦写了一封家书,《后汉书》全文引用,因此我们得以知道马援的家教观。马严、马敦的父亲马余去世得早,马援承担起教育侄子的责任,他在前线听说两人喜欢议论他人长短,在家书中直截了当地表示,“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大概马援此前也曾对两位侄子说过类似的话,这次在家书中又说一遍,口气颇为强硬。

马援接着在家书中举出两个人,一位是龙述,字伯高,此人“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这里的“口无择言”可不是现在所说的“口不择言”,恰好与之相反,是口中所说的都是合乎法度的话之意;一位是杜保,字季良,此人“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两位都是马援“爱之重之”的人物,但马援却希望侄子效法龙伯高,而不要效法杜季良。马援并不是对杜季良有意见,而是考虑到侄子的资质,认为效法龙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而效法杜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由这封家书可知,马援教侄以谨慎二字为主,不能为人轻薄。马援的这两位侄子在历史上名气稍逊,但其后代却很有名。马严诸子中,以马续、马融最为有名。马续既能带兵打仗,在边疆立功,又曾受命撰写《汉书·天文志》,可见学问不小。他的兄长马融的学问更大,乃东汉的经学大家,郑玄就出自他的门下。

大儒家风 亲近君子

汉武帝之后,儒学地位不断抬升,社会上研究儒家经典的风气逐渐发达。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上举出两处表现,以说明东汉经学较西汉更为兴盛,其一是西汉学者多能专一经,但兼通者凤毛麟角,而东汉兼通五经的学者很多;其二是西汉学者笃守经典,对于经典的阐释、发挥不及东汉学者,东汉著述风气大开,“性灵渐启,其过于前人之质朴而更加恢张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质朴而未免杂糅者亦在此。至郑君出而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

这位东汉经学之集大成者就是郑玄,清朝汇总而通用至今的《十三经注疏》中,《周礼》《礼记》《仪礼》仍用的是郑玄的注。《后汉书》中保留了郑玄写给独子郑益恩的一封家书,写这封家书时,郑玄已七十岁了,他回顾了自己的坎坷经历,表明自己之所以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目的在于“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郑玄毕生埋首学问,现在要将家事托付给独子,好闲居养性、深思学问。

郑玄希望益恩努力探求君子之道,钻研不辍,“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注意自己的举止,保持恭敬谨慎的态度,以此亲近有德之人。郑玄接着写道:“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一个人有好名声,得益于朋友的口耳相传,一个人有好德行,却只能靠自己立志修炼,这不是容易之事。如果一个人能够获得好名声,让父母感到荣耀,这也是令人欣慰之事,接连两句“可不深念邪”足以表达郑玄对益恩的期待。

郑玄家书的另外一个重点,则是在生活上保持勤俭。郑玄出生于一个寒微之家,这时家境也不容乐观,甚至更糟了,他惋惜自己珍惜的书籍都朽坏了,“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于后人”,但他仍以为时未晚、仍可努力的心态看待这一切。他希望益恩“勤力务时”,如此也能“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在饮食、衣服上节约一些,他也能更加放心。

郑玄家书将自己的经历、担心和期许娓娓道来,文辞不事雕琢,道理也平易近人,令人见到大学者不常示人的一面。

清白传家 乡里称善

家教未必要像马援、郑玄一样留下家书。东汉有名的清官“四知太守”杨震,只以“清白”二字传家,他的家训早已写在了“暮夜拒金”的坚决中。杨震之子杨秉传续家风,“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他曾对别人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范晔对“震畏四知,秉去三惑”大为赞赏,认为杨震父子的事迹,印证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古语。

晚于杨震的羊续,也是一位以清廉而著称的官员。他生活在东汉晚期,其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羊续深恶浮华,“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属官曾向他进献活鱼,他将之悬挂在大门上,待到属官再度进献时,手指已瘪的鱼干,属官立刻领会其意,羞愧退下,这便是“羊续拒鱼”的故事。羊续的妻儿从老家来投奔他,他只让儿子进入官署内,向儿子介绍自己简陋的生活环境,以示无法支持妻儿来到自己身边生活。

与羊续同期的陈寔,《后汉书》对他的评价很高:“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陈寔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但美德的力量让他为乡里所敬重,同乡说“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

有一年,乡里歉收,一些人被迫为盗。一天夜里,陈寔将子孙叫到跟前,严词厉色教训:“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停顿了几秒后,忽然提高音量:“梁上君子者是矣。”话没说完,屋梁上跳下一个人,一脸惊恐,俯首认罪。陈寔端详此人面貌,觉得他不像是恶人,令他务必深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弃恶从善,并赠他二匹绢以度过荒年。陈寔在教育子孙的同时,也改变了一个品行不端之人的命运。

《后汉书》在陈寔的传记后,又简要介绍了其子陈纪、陈谌的事迹,三人时号“三君”。《后汉书》说陈纪“以至德称”,《世说新语》中有几则陈纪小时候的故事。其中一则说陈寔约了友人一起去某个地方,相约中午碰头,但过了中午友人还没有来,于是就先出发了。友人姗姗来迟,见陈寔先走了很不开心,当着陈纪的面骂其父。陈纪此时不过七岁,对友人说:“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听罢,深感惭愧,由此我们也见到陈寔教子的效果,陈纪的回答可以说是有理有节。

古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后汉书·第五伦传》中也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古人视身教重于言教,中国古代留下了海量家教文献,既有富有启发的家风故事,也有用心制作的家训规条,但能够为后世铭记的,必是言行合一者。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翟婧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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