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球生物技术突飞猛进，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影响持续升级，社会各界对生物经济的重视高度空前，生物经济时代正式拉开序幕。

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生物经济时代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突出生命科学技术能够更多惠及人类乃至生物界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与信息经济时代相比，生物技术平行于信息技术成为底层共性技术，生物资源与数据资源等共同成为人类社会最为宝贵的资源。生物经济时代背景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将不再局限于效益、效率，而是表现为物种的优劣、生命权利的选择、生存质量的高低、食品资源能源等的供给水平，物竞天择等自然规律也可能出现国别地域差异。中国作为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生物经济时代加快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如何扬长避短、攻坚克难，从而在生物经济时代有大作为、大突破，值得深入探讨。

中国培育发展生物经济的优势条件

生物经济是面向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食品消费、绿色低碳等更高层次需求，以生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为基础，为提供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形成的研发、生产、销售、流通等的全新经济形态。中国具有培育发展生物经济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一是市场空间优势。中国人口总量已过14亿，全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7岁，未来一段时间伴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稳定提升，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健康水平提升的需求会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覆盖范围和投入规模持续增长，各类收入群体的健康消费支出将大幅扩张，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医疗领域巨大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平安中国建设步伐持续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迫在眉睫，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强昭示粮食安全隐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势在必行，工业、农业、能源转型升级压力增大，为面向农业现代化的生物农业、面向绿色低碳的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生物能源等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庞大的市场前景既为中国双循环格局构建和健康运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支撑条件，也将极大程度有利于中国未来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吸引集聚全球生物经济创新资源。

二是生物资源禀赋优势。拥有生物医药发展所必需的海量临床数据，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超过百万个，三级医院突破3000家，三级甲等医院1651个，总诊疗人次近80亿人次。生物遗传资源丰富，多民族并存，人类遗传资源和病理资源繁复多样，拥有全球生物样本资源最多、基因信息数据库最先进、生命科学研究支撑力最强的基因库之一。生物遗传资源丰富，是世界上家养动物品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果树种类居世界第一，是水稻、大豆等重要农作物的起源地。生物多样性优势独一无二。截至2021年，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已经收录了115064个物种，哺乳动物总数居全球第一，鸟类占全球物种总数14%，爬行动物种类占全球4.5%，是全球陆地水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拥有近千种中国特有内陆鱼类。高等植物物种总数约占全球8%到12%且植物物种仍在持续增加。生物质循环可用原料丰富，全国可用于沼气生产的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城市有机废弃物、工业废水资源量分别约为42.7亿吨、3.6亿吨、65.4亿吨，可产生沼气的最大潜力超过5000亿立方米。

三是生物经济规模体量和产业配套体系优势。按照国际惯例对广义生物经济行业范围的认定，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涉及的生产初级生物质、以生物质为原料生产或转化为产品和能源以及与生物学、生命科学研究直接相关的各产业门类综合匡算，当前我国生物经济总量约为17.6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GDP体量的17.9%，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广义生物经济体量相对于本国GDP比例的水平相当。与此同时，经历过去十余年的发展积累，“十三五”末期我国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生物育种、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等生物技术核心产业产值规模近５万亿元，生物及大健康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规模超过10万亿元，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生物产业大国。一批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的创新型企业快速发展，研发、制造、销售、流通全产业链条成形，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错位互补、竞争力强的生物产业集群竞相发展。原料药、基因检测技术和服务、中医药融合信息技术形成的新产品新服务、高性价比的中低端医疗器械、超级稻等育种领域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完备健全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下一步生物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发展生物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

生物经济具有典型的知识技术密集特征且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兼具公共物品和一般商品的属性，对政策环境的依赖度、敏感度以及消费者和公众的认知度要求较高，此外，生物经济发展涉及科技、产业、经济、国防、卫生、食品、农业、能源、环境、法律、伦理等方方面面，对体制机制协调畅通要求极高。这些都为中国发展生物经济带来严峻挑战。

一是原始研发和产业创新能力不高。总体看，中国生命科学、生物学理论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滞后。据美国2020年科学工程技术指标数据显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论文数量不及工程科学领域的一半，而美国生命科学论文数量远高于工程科学。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以医药行业为例，中国全行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不足1%，与发达国家10%以上的研发强度相距甚远。生物产业核心技术、部件、中高端设备和材料严重匮乏，高通量测序仪、大规模生物反应器、流式细胞仪等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发酵产业的核心菌种大量垄断在外。产业化能力偏弱，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普及应用程度亟待提高。生物经济领域创新型企业数量少、规模小，营业收入规模过百亿元的企业凤毛麟角，至今没有一家类似于信息经济领域的华为这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生物技术企业。

二是政策体系制度环境创新不足。生物经济培育壮大过程中，由于旧的制度不适应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壮大，屡屡遭遇制度障碍。例如，生物技术药物往往价格昂贵，部分消费者难以负担，而传统医疗支付体系过多依赖国家财政，也难以担负庞大的医药开支，导致新研发的生物技术药物无法惠及民生福祉，迫切需要建立多种类商业保险共同分担医疗开支的新型支付体系。再如，尽管全球育种技术应用飞速拓展，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但我国基因农作物产业化问题却久拖不决，各种质疑声音不断，亟待建立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重大问题协商解决机制。这就要求我们的制度建设要加强前瞻研究、“扶”“管”结合、敏捷调适，才能适应生物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要求。

三是供需关系匹配不够。从供给端看，当前生物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的研发、生产、销售、配套服务等各个参与方，还不能提供技术领先、数量充足且高性价比、后续配套完善的生物技术产品、服务，导致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应用面、普及度等远远达不到类似于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水平。从需求端看，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涵盖医药、医疗、卫生健康产品、种业、能源等，长期以来，消费者更倾向于将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视为一种公共物品，没有形成像支付普通商品那样为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买单”的习惯和理念，更无法接受生命科学领域的“天价商品”。不旺盛、不稳定、不连续的市场需求反馈给研发端、生产端，极大程度阻滞了创新动力。脱节的供需关系导致我国潜力巨大的生物经济市场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如何扬长避短，攻坚克难，加快发展生物经济

第一，强化技术支撑，加大力度夯实科技基础，最大限度汇聚国内外创新资源。一是要进一步夯实生物经济繁荣发展的技术基础。面向制约生物技术应用推广的“卡脖子”问题，密切对接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紧迫要求，加快部署推广一批新的生物技术攻关计划。强化产学研共同参与的生命科学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创新“揭榜挂帅”制度。二是要在国际科技合作形势正在发生趋势性扭转的大背景下，坚持开放创新，广纳海内外各类人才、团队，更好利用海内外专业化的创新创业资本，加强跨境科技合作项目，降低创新要素合作的制度性障碍。三是要壮大一批产业集群，引导创新资源向前期有积累、有基础、未来有潜力的地区进一步倾斜，例如，在研创新药储备丰富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科学设施支撑扎实、开放创新领先的上海生物产业集群，生物资源发达、医药开发历史悠久的广州生物产业集群，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产学研用医密切联动的成都生物产业集群，创新要素吸引力强、后发优势强劲的武汉生物产业集群等，推动其成为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支撑我国生物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面向生物技术广泛赋能、深度融合新趋势，培育壮大支柱产业。立足生物技术核心产业基础和优势，加快生物技术广泛赋能健康、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促进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加快壮大生物经济支柱产业。一是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环节入手，在早期预防环节，重点发展利用基因检测等手段的重大疾病早筛，支持个体化治疗、精准治疗发展，同时，加快疫苗研发生产技术迭代升级；在疾病诊断环节，重点推动生物技术与精密机械、材料等技术融合，开发先进诊断技术和产品、装备，强化中医疗效判断和机制研究；在疾病医疗环节，推动抗体药物等生物药、推进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的原创药物开发，拓展先进治疗技术临床应用，规范细胞治疗等新技术临床应用，鼓励中西医结合。二是推动生物农业发展。一手抓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产能和质量提升。有序推动育种产业化进程及生物育种技术发展，积极推进良种攻关和新型食品研发。一手抓农业生产效率提高。针对农业废弃物处理、土壤改良、土地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饲料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和需求，推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开发农业废弃物生物制剂等农业制品和微生物制剂等生物饲料。

三是推动生物质应用发展。面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重大需求，积极开发生物制造技术，推动化工、医药、材料、轻工等重要工业产品制造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面向打赢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攻坚战需求，做优做强生物环保产业链，促进污染物生物环境响应监测、生物降解和生物修复、生物资源回收利用全链条发展。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开展新型生物质能技术研发与培育，加快生物天然气、纤维素乙醇、藻类生物燃料等关键技术研发和设备制造。四是鼓励生物信息产业发展。持续挖掘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产生的巨大创新效能和产业动能，推动信息技术发挥在支撑新药研制方面的作用，例如，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对新药研制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实现药物的精准化研制和规模化发展。此外，要运用“互联网+卫生健康”等手段优化便民服务，深化卫生健康大数据在医学科研、教育培训、临床诊疗、产品开发、医保支付、医养结合方面的应用。

第三，推进生物资源保护利用，建设生物安全保障体系。生物经济是高度依赖生物资源的经济形态，对如何发现、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基因、细胞、种子资源为代表的生物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也是我国参与未来生物经济竞争的源头所依、命脉所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了大型生物资源样本库、保存库、数据库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若干从事前沿技术领域研发的企业积极参与其中，相关法律法规加快构建，已经形成这些国家在生物经济时代的新竞争优势。与此形成强烈反差，我国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资源、样本和数据还没有充分挖掘和保护，在建或已建的科技基础设施尚未形成统一管理、数据互通的资源数据共享体系，难以将我国特有的生物资源和数据进行有效保存、管理和合理利用。为此，一是要软环境、硬设施并重，加大生物资源保护力度，健全生物资源监管制度、开展全面普查、摸清家底，完善技术，谋划建设若干生物资源高标准宝藏库。二是要健全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系统，强化科学评价，加强生物资源利用平台支撑，推进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三是要加强生物资源安全管理，完善国家层面的生物资源共享体系。

与此同时，警惕风险，严防严控，提升基础实力和产能水平，建立完善生物安全保障体系。一是加大力度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快建立促进生物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研究成立生物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围绕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生物安全等方面，加快构建前瞻性制度框架，不断完善构建具有较强适应性和针对性的生物经济法律体系、适应国情的生物安全和伦理风险防控体系。二是优先保障和推动生物经济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围绕对当前疫情防控最急需的若干领域方向，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大研发投入，集中优势力量，为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好坚实的供给保障。三是提升生物领域生产企业产能水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放宽相关产品生产准入条件，健全从研发到生产、制备、耗材及相关配套产业链条，确保疫苗、医疗耗材及民用健康产品等特殊物资在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突发时期产量供给。四是加强对生物经济科普宣传。针对公众对新发突发传染疾病的恐慌、医疗新技术新服务的疗效及安全性、生物技术产品环境友好性存疑等问题，强化科学宣传、舆论监督、正确引导和典型报道。

第四，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持续优化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持续优化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坚决破除不利于生物经济繁荣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生物经济供需两端的政策发力点：在供给侧，要持续深入推进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改革。坚持底线监管、审慎监管，着力推动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环节改革，进一步明确产品准入标准、监管机构以及相关时限。在需求侧，要着力深化招标采购和定价制度改革。要发挥政府采购撬动市场的作用，激励有条件、有潜力的区域实施更多生物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应用示范带动项目，增加公众对于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提前建立健全涉及伦理、安全底线的重大问题争端公共辩论决策机制，持续规范产品和服务市场秩序和配套服务提高新产品新服务的质量。要加强生物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针对生物产品种类多、链条长，涉及管理部门多等特征，围绕形成生物产业良性发展的创新链、产业链，统筹生物技术产品生产、流通和使用各个环节，建立适应生物经济发展的管理体系，提高监管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以城市为载体布局建设生物经济先导区，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等领域开展科技创新和改革试点，重点探索构建适应生物经济时代的前瞻性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体系，集中建设凝聚高层次人才、实现创新突破的科技与产业创新平台，通过合作园区、离岸科技孵化器等方式深化国际合作。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林聪田、肖翠：《中国生物多样性》，《森林与人类》，2021年第9期。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7月。

③姜江：《生物经济发展新趋势及我国应对之策》，《经济纵横》，2020年第3期。

④邱灵、韩祺、姜江：《面向2035的中国生物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