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深流的中国社会

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上进的后发国家应具有怎样的社会特征

静水深流的中国社会

196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早期，是中国乡村生活很特殊的一段时期。适度紧密且不失人情的干群关系，以及受到家长高度信赖的小学教师，这些出现在同一个村里。这是一种贫穷但是紧密的共同体生活，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来说是比较理想的；但对于当家过日子的人来说，他们必须忍受物资匮乏和人际关系摩擦。社会转型广泛地消除了贫困状态，也普遍地瓦解了这种共同体。我出生在1970年代的乡村，也算是亲身经历过从小共同体到大社会的转型过程。

隐性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有的时候非常明显，比如19世纪中晚期的坚船利炮、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80年代的人民公社解体、1990年代的企业改制或者21世纪加速的城镇化，等等。有些变化却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的，如同在平静水面之下的深处涌动的暗流，悄悄地改变了乃至翻转了我们的生活。

比如，信息技术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架构，人们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人的时空观念的改变，乡村高度老龄化，年轻人结婚和生育的意愿下降，国民身心素质的变化，城镇中个体经营单位的占比迅速提升，单位内部人际关系和政府行为的制度化，家庭内部语言交流的进一步减少，人际关系的个体化，不乱扔垃圾的习惯的形成，等等。

有些变化的性质还难以判断，也有些变化对于国家来说，明显是积极的，比如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年轻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明显加深，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大幅增强，等等。这样的转型没有明确的时间起点，起步的时候不明显，等到被人们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有相当的深度了。它们可以说是隐性的社会转型，不同于前面的显性的社会转型。

观察这些静水深流的变化是学者的重要责任。近些年的隐性转型出现了世界同步的趋势。这种同步的转型中有一个深刻的道理，可以这样概括：经济系统对于社会文化领域逐渐冷漠。

在涂尔干的时代，当时的理论家都相信，经济基础会主动地对上层建筑或者社会文化提出要求，即要求它们做出改变来配合自己的发展。涂尔干相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社会整合，系统领域的社会分工就进行不下去，所以分工会催生道德。现在，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趋势：经济基础不再对上层建筑或者社会文化提出积极的要求，而是提出消极的要求，即不是要求它们积极地配合自己，而是要求它们不要妨碍自己就可以了。所谓的“脱钩”就是系统对社会文化领域提出新要求的方式。

全球化与国内社会系统的调适

这是因为，新技术为系统力量提供了可以替代制度变革的便利。在发达国家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使得经济系统可以对于社会整合保持高冷姿态：主要的企业成了跨国公司，它们的社会责任感发生了变化。整个国家从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利。有些发达国家进口主要的工业品，并且引进人才，伴随着产品和人才被引进的，是其中蕴含的勤劳、守纪律和智慧等文化品质。如果文化品质可以进口，何必要给自己的教育和文化系统加压？

全球化使得分工和分化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国内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开始瓦解，如同市场经济在国内瓦解乡村社会一样。如果可以测量各国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就会看到很大的差异。国家内社会系统的不完整性首先出现在顶尖的国家中，它本身是全球化的发动机，必须首先将本国经济的部分功能转移出去，才能促动全球分工，并在分工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国际分工一开始只是经济上的分工，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产品背后内含的是人的文化品质，因此，社会系统的不完整性就会在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上同时体现出来。美国想要再次“伟大”，想要召回一些制造业，但是发现要找到适应这种制造业的劳动力很不容易，这不仅仅是劳动力结构的不完整，也是文化结构的不完整。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恢复自己的文化结构，它最想做的事情是继续巩固自己的全球霸权，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模式。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活法。一个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上进的后发国家，它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特征呢？我想，它既要获得全球化的好处，也要尽可能地弱化全球化对本国社会系统的瓦解。或者说，它要成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至少能够在关键领域保持基本的自给自足。

国家生存与人活法的契合

需要保持基本自给的不仅仅是农产品和关键工业品，更有合格的劳动力和高品质的人才。有些后发的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似乎就擅长培养自己需要的拥有各方面文化品质的人才，只是数量上有所不足。一个完整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有保障，如在质量方面，不仅要强调能力和素质，还要强调身心的健康。反过来说，一种身心健康的方案，或者某种道德理想，也只有当它能够带来很现实的且不可或缺的好处时，它才不至于太过空想。

我相信，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会给国家带来不可或缺的好处，因为国家的前进必须自给自足一些最关键的能量。这样来谈人，并不是抱着一种冷冰冰的功利态度，把人当成社会整体的工具。在《江山与人民》这本书中，我想说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国家的生存与人的活法之间存在契合性。身心的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基本条件，而这个基本条件不是个人或者家庭靠自己就能满足的，它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努力，既提升人民的身心素质，又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这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既提升人民的身心素质，又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这是在强调治理体系的社会建设能力。在《江山与人民》中，我讨论了治理体系的体系化结构、与特定的理想人格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根基、资源共享的倾向及其内容和方式、依赖人格化联系的运行机制。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个人都是作为实名制的人被联结在一起的，国家直面每个人的差异性。这样的治理体系的能力不限于维持秩序，它的理想也绝不限于长治久安。

塑造理想的人格始终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如果一定要用功能主义的眼光看问题——这当然太狭隘了，我们会说，传统中国对教化的重视是为了维持秩序，今天，我们还要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这提出了一个内圣与外王之间关系的新角度，是否合适，就让读者来判断吧。如果理想的人格应该是既独立又完整的，我感到，从人格的完整性起步才是更有希望的。这是我对这种东方文明的自信。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