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里漂来北京城

北京民间有句俗语说，“漂来的北京城”，这里的“漂”指的是运输，北京城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大运河上南来北往运输物资的船舶。提起北京的运河，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隋唐大运河、元代通惠河及明清运河外，早期的运河同样值得重视。先民们选择“北京湾”落脚，在不断适应水环境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利用水体特点开始运输、灌溉，一张从边疆军事重镇向北方政治中心转变的水运网络在北京地区逐渐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倚山面海 水运初现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端，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为山区，西部属太行山脉，北部和东北部为军都山及燕山山脉，东南部为平原。三面环山、一面敞开的半封闭地形，被地质学家称为“北京湾”，因地势低平又称北京小平原。今天的北京市行政范围虽不临海，但在元明清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管辖范围曾延伸至渤海，因此史书称北京“扆山带海”，形胜甲于天下。

北京曾经是一个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河流众多，共有从属于海河流域的五大水系。西部为大清河水系、永定河水系，东部为潮白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中部为温榆河水系。其中，只有温榆河水系发源于本市昌平区，其他四大水系均来自北京地区以外，属过境河流。“北京湾”内河流总的流向是自西北向东南，奠定了“前挹九河，后拱万山”的形胜。这些河流上游多在深山区，支流较多，坡陡流急，再加上北京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性大陆气候，降水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山前迎风坡为多雨区，水量较多，河流的下游在平原地区分支减少，使得汛期洪水量大，形成泛溢，而下游河床受冲击变得宽阔形成淤积。

除了地表水外，地下水也是北京地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下水分为平原地下水和山区地下水。前者曾经比较丰富，埋藏较浅，水质较好，适于饮用和灌溉，遍布城市街巷的众多水井也曾是市民的主要水源；后者主要是指分布在浅山区的各处泉水，如玉泉山的玉泉水，被清高宗题写为“天下第一泉”，昌平白浮泉被元代治水专家郭守敬改造为通惠河的水源之一。

优越的水体环境促进了北京地区文明的萌芽与发展。旧石器时代周口店猿人生活在平原与山脉过渡的山前地带岩洞中，新石器时代的东胡林人已向地势低平、河缓水聚的河岸台地迁移，新石器时代晚期更是前进到河流冲积扇平原。水对于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越发明显，而与先民们向河湖地带迁移相适应，原始农业萌芽，逐步取代了采集、狩猎等生活方式。

北京地区早期水利开发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西周初建时，在北京地区分封了两个诸侯国——燕国与蓟国。后来燕灭蓟，并以蓟国都城蓟城作为燕国都城。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南部的督亢地区水网密布，燕国加以整修利用，构成督亢陂，是燕国主要的产粮区。战国末期有名的历史事件——荆轲刺秦王发生时，荆轲所献地图便是燕国的督亢地图。战国时，齐国与燕国在今平谷一带打仗还曾采用水上运输军队的办法。燕文侯七年（公元前355年）秋，齐威王率领齐军经海路进入沽口沿着鲍丘水（今潮河）北上入侵燕国，燕文侯率燕军与齐军战于泃河口（今白河口）。由于燕地水路舟楫方便运输、供应及时，燕军又人多势众，齐师战败撤军。秦朝统一后，曾征调各地的粮草集于琅邪，通过海路转输北河，而后越过长城出击匈奴，稳定北部边疆，这里的北河即今白河。

温水通漕 关沟行船

两汉时期，运河随着蓟城地位的不断提升而加速开发，永定河水系开始融入早期水运网。蓟城位于永定河水系与温榆河水系之间的台地上，两侧河流为治水、鲍丘水、温余水、沽水等。东汉的建立者刘秀起于河北，在其称帝之前，受命于更始帝刘玄。更始元年，刘秀持节宣抚河北各地，传说曾在蓟城南门外的河流洗马，该河遂称为洗马沟。据《水经注》记载，洗马沟是今莲花池的前身——“西湖”向东南流过蓟城的河流。这条河流经蓟城南门后，注入今永定河的前身—— 水。因此，洗马沟河故道即在今莲花河至凉水河一线。

东汉建立后，鉴于蓟城对稳定北部边防的重要性，刘秀需要一位既通晓边防，又善于发展民生的将领统领周边地区。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任命富波侯王霸为上谷郡太守。上谷郡位于蓟城西北，管辖范围大体包括今河北张家口市及北京市延庆区等地，是蓟城的重要屏障。东汉初期，上谷郡也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乌桓部族激烈争夺的地区。王霸在刘秀起兵初期便已追随，忠心耿耿且作战勇猛。他曾多次率兵出长城攻打匈奴，同时针对朝廷向上谷、渔阳等边郡运输物资困难的问题，向刘秀提议可以利用温水运输物资，以节省陆上转运的劳苦。王霸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军事人员与物资的及时转运大大提升了边郡的军事实力，促成了匈奴南部与乌桓归顺汉廷。

关于温水所指代的河流，今天有温余水（今温榆河）和湿水（今永定河）两种不同说法，但是温水通漕这一事件已有定论。它是北京地区水运发展的重要标志，说明当时北京周边的河流水量较大，适宜开展水上运输。通过温水漕运不但为上谷郡供应边饷，使汉朝有效抵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且通过漕运将河北平原物资运往居庸关山口，也改善了上谷地区的民生。

如果说，温水通漕表明当时的人们可以利用较大河流开展运输，那么关沟行船则体现了人们已经具有利用山间河流开展运输的能力。东汉中期，在稳定了匈奴、乌桓等部族后，朝廷设置了管理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政长官——护乌桓校尉。有关护乌桓校尉的管理情况，曾长期依赖典籍上的只言片语进行解读。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发现的东汉墓葬，墓主官职便是护乌桓校尉。墓葬出土了大量东汉文物，在墓壁、墓顶及甬道两侧有壁画50多幅，反映了墓主戎马倥偬的一生。壁画中的居庸关坐落在山谷溪水之上，桥下有水，可以行舟，关内外行旅往来，络绎不绝，这便是“关沟行船图”。汉代的居庸关在八达岭和今居庸关之间，两侧山谷幽深，道路偏狭，林木茂密，仅有山间河流可沟通南北。人们利用这里的水势，在关沟之上架设桥梁，在水面上行船，说明居庸关不仅是长城的主要隘口，也是水路运输的重要节点。关沟即温余水，温榆河正源即在此。

灌溉通渠 两相便利

三国魏晋时期，平虏渠与泉州渠的开凿以及戾陵堰、车箱渠的修建，表明北京地区的水运由利用自然水体向建设人工水体过渡。蓟城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为隋唐大运河以蓟城为终点奠定基础。

三国时期，今北京地区出现了人工开凿运河的实例。东汉末年，袁绍死后，其子袁尚、袁熙北投乌桓，负隅顽抗。曹操为根除后患，率军北上讨伐。北征途中，为解决往北输送军粮的问题，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命人沟通水路运道，相继开凿了平虏渠和泉州渠，且首尾相衔接。平虏渠把呼沲水和泒水连在一起，呼沲水的上游约当今滹沱河，下游流经今河北青县以东入海。泒水的上游即今沙河，下游循今大清河至天津入海。由于平虏渠的开凿，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包含今海河水系南半部的南运河、子牙河水系）汇入了初期的海河水系。

曹操的这一举措改变了蓟城水道布局。以前，由于自然地形特点，蓟城天然水道多为东西走向，南北运输只有通过陆路。曹操通漳水开平虏、泉州渠后，开辟南北水道交通，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平虏、泉州二渠利用了天然的滹沱河、泒水、潞河下游（笥沟）、鲍丘水（今潮河）、泃河等河道，在其间开凿部分短程渠道加以沟通，使军粮能够用船从南向北运送，可以说这是第一条专为打通北京地区物资供应而修造的人工运河。

大体成书于三国时期的《水经》一书，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当时人们认知的主要河流。北魏时期，郦道元综合多种文献，对《水经》加以注释成书《水经注》。郦道元生活在燕地，对蓟城及周边区域水系十分了解，对水环境变迁的描述也相当具体。在《水经注》中，他详细记载了历史上北京地区的主要河流，包括河流的名称、流向、沿途经过城市及变化等。其中，魏晋时期北京的水利工程就提及了戾陵堰与车箱渠。此工程创修于嘉平二年（公元250年），都督河北军事的将军刘靖派遣下官丁鸿，率甲士千余人，疏导高梁河，在蓟城西北梁山（今石景山）南水（今永定河）上修建戾陵堰，并凿车箱渠，将高梁河根据水量大小导入不同渠道，水量大则东流，水量小则自蓟城北门入，灌溉城内南北屯田。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樊晨在渠首更立水门，控制流量，并引渠水，自蓟城西北流过昌平县，而后东折汇入渔阳郡潞县（今北京通州区附近），所过四五百里，灌田万有余顷。西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六月，刘靖之子刘弘复建河堤、修复被冲毁的石渠、维修主遏、改造水门的四项治水措施，取得良好成效。治水之后的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公元295年11月5日），蓟城官员为铭记刘氏治水功绩，刻石立表，作为后世垂范。总结戾陵堰与车箱渠的修建、维护过程，可以看出两处水利工程的修建出发点皆为人工改造水体走向，用以灌溉农田，给养百姓。此后北魏孝明帝时期，幽州刺史裴延儁分段修缮两处水利，整修后的灌溉面积达百余万亩之多。戾陵堰和车箱渠的出现，对促进蓟城周边区域农业发展和水利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北京地区的水系利用和管理达到了较高水平。

北京地区早期城市群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丰富的水资源，而在利用和改造水资源的同时，水环境的自然面貌也不断被塑造。在隋代修建大运河之前，北京地区出现的众多水利工程，如戾陵堰、车箱渠等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人们对水源在供水和运输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而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切实发挥了加强各条河流之间的联系，增加北京河网分布密度，提高水源整体利用率的作用。到隋代修建大运河时，蓟城（即今北京城）已成为北方军事和政治中心，经济富庶，人口众多，大运河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蓟城的发展，最终奠定了北京成为都城的经济根基与民生基础。

（作者简介：李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