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宗 经世致用

虞世南（公元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历仕陈、隋、唐三朝，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被誉为文学之宗。他重视德行，刚正不阿，勤学博闻，擅长诗文，娴于书法，以文史资政，被唐太宗李世民赞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之臣，为贞观年间的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笃志勤学 德行淳备

虞世南生于著名的文学世家。魏晋南北朝时期，虞氏家族在江南一带以学业闻名。他的曾祖虞权，曾任梁朝的廷尉卿、永嘉太守。祖父虞检，曾任梁朝的始兴王咨议参军。父亲虞荔以学识闻名，深得陈文帝信任，任太子中庶子。叔父虞寄勤奋好学，在陈朝任中书侍郎。虞寄无子，虞世南被过继给叔父，他的字“伯施”即有此义。

虞荔志节高尚，博览群书，擅长写作，非常注重后代的教育，其二子虞世基、虞世南都继承文学家风，秉性聪颖。虞世南少年时期，与其兄虞世基一起师从江苏苏州人顾野王。在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中，虞世南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后来还拜了两位名师：文学家徐陵、书法家智永禅师。徐陵是诗集《玉台新咏》的编者。虞世南跟他学习诗文，以骈体为主，得到徐陵的赏识和指导，在文坛崭露头角。智永禅师是王羲之书法的传人，有一种说法他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虞世南向智永学习书法，深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精髓，声名在外。

虞氏家族历代文人辈出。虞世南与其兄虞世基共负才名，时人将他们兄弟比作晋朝的“二陆”，即陆机和陆云，以文章名天下。陈朝灭亡，隋朝建立，虞氏兄弟到了长安（今陕西西安）。两人在隋朝的仕途发展迥异，其兄虞世基做事圆滑、善于逢迎，得到了隋炀帝的重用，成为当朝显贵，而虞世南性格刚烈、耿直，始终不受重用。虞世基日常用度非常奢华，可与王公显贵相比拟。虞世南虽然与兄长居住在一起，但崇尚节俭，不失本色。隋朝末年，宇文化及兵变，弑杀炀帝，虞世基也将被斩，虞世南欲替兄受死而不得。兄长被杀后，他悲痛不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身处乱世的虞世南，仕途波折。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灭掉窦建德割据势力，虞世南终于迎来了人生转机，被任命为秦府参军、记室，与李世民的亲信大臣房玄龄共同掌管秦王府的文学事宜。有一次，李世民命他把《列女传》书写在屏风上。由于当时没有临本，虞世南就凭着记忆默写了出来，竟然一字不差。他的博学强记得到李世民的欣赏，也赢得朝中文士的钦佩。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之后，虞世南又任太子中舍人，为太子的侍从官员，掌管献纳、启奏等事宜，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史书有称呼他为“虞永兴”。

虞世南虽仕途坎坷，但始终坚守原则，不忘本心，如其创作的五言古诗《蝉》中所表达出来的志向，“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在虞世南看来，一个人能够声名远扬，依凭的是个人的品行高洁，而非外在的助力。从陈朝初露头角，在隋朝郁郁不得志，到唐朝方能施展才学，年过花甲的虞世南终于迎来事业的巅峰。

唐音之始 书翰名家

李世民非常重视文化建设，虞世南因其文章、书法等方面的才学，深受倚重。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月，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开设文学馆，招揽文人，其中著名的有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等18人，他们都兼任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地位很高，待遇优厚，因此有“登瀛洲”的美誉。李世民经常与诸学士讨论文章典籍。其中，虞世南与房玄龄两人担任记室一职，共同负责章奏文字等事宜。他们为李世民早期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提供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李世民登基，大兴文教。在弘文殿积聚了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二十余万卷，在弘文殿旁边设置弘文馆，挑选天下的贤良文学之士，以本官兼任学士。原来十八学士中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再次入馆，此外还有欧阳询等著名文人。虞世南等人在馆内轮流值班，皇帝在空闲时常将他们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直至夜深才结束。学士们都推服虞世南为文学之宗，可见其文学造诣和地位。

除了作为弘文馆学士参与政治之外，虞世南还是唐初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尤其以诗文和书法见长。

虞世南能文辞，其诗风被后人赞为“唐音之始”。《全唐诗》卷36保存他的诗1卷，共32首。早期，其诗文风格婉缛，文字绮丽，善用辞藻装饰。到唐初，他的诗风有所转变，崇尚雅正，其中不乏对国家治理的思考。如《赋得慎罚》这首诗，他建议统治者要存恻隐之心，废除苛刻的刑罚，宽仁政治，从轻治罪。在《出塞》这首诗中，他歌颂边疆战士舍身为国、报效君王的精神。此外，他还创作了骈文、散文、赋等佳作。贞观年间，虞世南参与编纂类书《群书治要》等，分发给皇子、诸侯王学习借鉴。他个人的著述，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北堂书钞》《虞世南集》等。其中，《北堂书钞》是唐朝四大类书之一。他还奉旨撰写通史著作《帝王略论》，讨论历代兴衰治乱、是非得失，为唐太宗的治国之术、为君之道提供历史借鉴。

虞世南善书翰，创造了虞体书法，后人称其风格为“内含刚柔”“行人妙选”。他继承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传统，擅长楷书，流传至今的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摹〈兰亭序〉》等。此外他还擅长行书、草书等。书法创作之外，他探讨书法理论，有《笔髓论》《劝学篇》等文章，强调书法创作时，要摒除杂念、心正气和，“中则正”，其中渗透着儒家的中庸之道。

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君臣将其作为国家文化建设、提升个人修为的重要内容。唐太宗喜好书法，尤其推崇王羲之，下令在民间搜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命魏征、虞世南等鉴定真伪，还曾命虞世南、褚遂良等摹写王羲之的《兰亭序》，赐给一些大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命五品以上的京官之子，如果有爱好书法并有天分之人，统一入馆学习，由虞世南、欧阳询教导楷书之法。在唐朝，书法还是君臣交流的重要载体。虞世南的书法造诣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和推崇。据史料记载，太宗曾向虞世南学习楷书。有一次，太宗写了一个“戬”字，因为对“戈”字的写法觉得有难度，就空着右边的“戈”字，让虞世南补填。太宗将两人合写的“戬”字给魏征看，并对他说：“朕学习虞世南的书法，好像学到了他的方法，你看一看。”魏征看完后，说：“我看皇上写的这个‘戬’字，‘戈’字部分写得最像虞世南了，颇得其笔法。”太宗听后，盛赞魏征懂得书法。可见，虞世南的书法在唐太宗及其朝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虞世南去世后，太宗对魏征说，世上再无人能与他谈论书法了。

除文辞、书翰之外，虞世南还参与了礼乐文化的建设。著名的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是歌颂唐太宗作战英勇的大曲，用于宴享和祭祀。唐太宗亲自制作了舞图，由虞世南等人参与制作歌词。虞世南以个人的文学素养和优长，扩充丰富了隋朝礼乐文化的内涵，把“礼以养人为本”“乐以谐和共生”作为其实践礼乐文明的根本目的，得到时人和后世的称赞。

忠直善谏 文臣典范

史书记载：“世南虽容貌懦懦，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意思是说，虞世南虽然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每当与唐太宗论及从前帝王的为政得失，既敢于坚持原则讲真话，又能巧妙地将规劝与讽喻之意暗含其中，对李世民的执政多有帮助。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道：“如果你们都能像虞世南那样刚正忠烈，何须担忧天下治理不好呢？”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甘肃一带发生山崩，并且有大蛇出现，山东及江淮一带有水灾。唐太宗就此事询问虞世南。他回应道，有些自然现象不足为怪，但要警惕地方有饥荒、冤狱的发生，帝王应修德来应对这些变化。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派官员至地方赈灾、清理积压的案件。

隋唐是中国古代厚葬盛行的时期。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去世，留下遗诏，要仿照汉长陵来修建自己的陵墓。唐太宗李世民遵令，下诏仿照汉朝的风俗，务从隆厚。于是苛捐杂税骤增，全国人力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战乱刚平，全国人民急需休养生息。在朝廷上，百官大多认为应遵守遗诏，对李渊进行厚葬，而虞世南力排众议，上疏建议崇尚节俭。他的第一次建议未被采纳，于是再次上疏，请求薄葬，减轻人民负担。最终太宗还是听取了虞世南的建议，对安葬李渊的工程“稍稍裁抑”。

从国家治理到皇帝的个人修为，虞世南都敢于直陈利弊。太宗喜好打猎，为此虞世南谏言，希望皇帝保重身体，不要常涉危险的事情。太宗曾写了一首宫体诗（描写宫廷生活的一种诗体），让虞世南赓和。虞世南直言帝王不宜创作此种不严肃的文体，恐流传出去，对民众产生不良的示范作用，无益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虞世南与唐太宗君臣相知以诚，甚为契合。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虞世南去世，唐太宗非常悲痛，命其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他对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和我，犹如一体。拾遗补阙，他没有一天忘记过，实在是当代的名臣，道德楷模。每次我有小的过错，他都能犯颜劝谏。现在他去世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啊！太让人痛惜了！”不久，太宗为他作诗一首，称他们是钟子期与俞伯牙一般的知音，并命焚诗以祭。多年后，太宗梦到虞世南，心生怀念，命在虞家造天尊像，并让人将虞世南画像存于凌烟阁。

（作者简介：常越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