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似串珠缀运河

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主体部分是人们熟知的北京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但在民国以前只称运河。运河沿线众多的河渠沟渎、城邑村镇、水闸水坝的名称，有的伴随着运河的开凿而诞生，有的肇始于此前或此后的某个时段。这些名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逐渐积淀为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被视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济：河渠命名的美好意愿

漫长的河流与连绵的山脉一样，都有在不同区域随地异名的传统。大运河从逐段开凿到最终连成一体的历史，决定了各个河段分别命名的进程。以运河沟通的水系为界，可以划分为江淮之间的邗沟系统、黄淮之间的鸿沟系统、黄河与海河之间的御河（卫河、南运河）系统、海河以北的北运河系统，元代开凿会通河之后形成了南北贯通的新格局。河渠命名语词的选择，最初大多派生于起讫点的城邑或河流名称，嗣后转向以“通”或“济”等字为标志，寄托开凿者的愿望、反映大运河的功能。

大运河发端于春秋时期开凿的邗沟，时为公元前486年。《左传》记载，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在今江苏扬州西北修建邗城，并在城下开凿河渠运输兵员粮草，由此沟通了长江与淮河的联系。“干”是西周分封的小国之一，后来被邻近的吴国吞并。吴国在干国故地筑城，以国名“干”与表示城邑的“邑”旁（右耳刀，阝）组合为“邗”，邗城之下的人工沟渠遂称作“邗沟”。此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分别征发民众“开山阳渎”与“开邗沟”，都是对邗沟故道的持续改造。“渎”也是水道的通名之一，这段运河的北端点在山阳郡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始置于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因此称作山阳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从邗沟对岸的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大运河的南段至此基本成形。

沟通黄河与淮河两大流域的运河，始于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鸿沟。《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360年，魏国把黄河水引入河南中牟县圃田泽，“又为大沟而引甫水”。甫水，指残存于河流故道或风淤沙岗之间的水流。这条大沟把多处甫水汇集起来，形成了境内著名的河流——鸿沟。“鸿”与“洪”相通，也是大的意思。楚汉相争期间项羽与刘邦约定，“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鸿沟自此名闻天下，成为后世表示界线分明的不同立场、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等概念的代名词。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以鸿沟为基础，开凿从洛阳到清江（今淮安）的通济渠。“通济”含有水道顺畅无阻、航船及时抵达之意，这是运河的命名语词从写实走向寄意的转折。

黄河以北的运河开凿，始于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为北征乌桓，主持开凿了平虏渠和泉州渠。前者把呼沲（滹沱）河水向北引入泒水（沙河），“平虏”标志着出师北征的宗旨。后者沟通了泃河与潞河（北运河），因其经行始置于西汉的渔阳郡泉州县（在今天津武清区杨村镇城上村）而得名。至此，今北京地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运河。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以此为基础，“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沟通了黄河与涿郡（在今北京西南）的联系。以“永济”为名，寄托了对永久安流通达的期望。

元代是大运河开凿与漕运的巅峰，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南起梁山县安山西南，北至临清与御河（卫河）相通。“会通河”取众水会合、诸道贯通之意为名，其后成为临清以南至徐州的河段共用的名称。至此，南北大运河形成了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地理格局。在大运河的最北端，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郭守敬主持开凿通州至大都的运河，次年由忽必烈赐名通惠河。“通惠”有漕运畅通、惠及国家之意，延续了以寄托美好愿望命名的思路。

还需指出，清代之前历来以“运河”作为整个运河系统的泛称，民国年间的地理教材和论著偶尔称之为“大运河”。至于冠以起讫点的“京杭运河”或“京杭大运河”，则是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才出现的称谓。先由面向大众的新闻、通讯、科普文章提出，继而被严格讲究规范性与标准化的中小学地理、历史等教科书接受，最终成为学界和社会广泛认同的地理学新名词。

城、镇：撒在运河沿线的珍珠

运河带动了沿线城镇的成长，它们像珍珠一样播撒在两岸，或作为漕运的关键节点闻名，或通过地名语词显示出与运河的密切关联。解读凝聚在地名之中的历史地理信息，可以从一个侧面领略运河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多彩。

处在京杭运河端点的杭州，定名于隋代，此前是秦代的馀（余）杭县。明代郭子章在《郡县释名》中说，大禹巡行天下，至此“舍航登陆”，而“杭”与“航”古字通用，这里又是大禹的后人无馀的封地，因此称作“馀杭”。但是，这种解释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江浙一带在先秦时期是吴越两国的属地，人们无疑要采用本民族的语言为各类地域命名。吴越语后来淹没在汉语的汪洋大海里，某些读音得以用汉字记录下来，但显然不能据此顾名思义。东汉时期的《越绝书》早就指出，“馀”是越人对盐的称呼。馀杭、馀姚之类的地名，应是古代曾经作为食盐产地的文化遗痕。大运河的另一重要节点扬州，源自《禹贡》九州之一，先秦时期亦属吴越语区。在确定地名究竟属于哪个语种之前，不宜根据其汉字形态贸然释义。

淮安处在运河与淮河的交汇点，宋末元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征引的文献显示，因为境内有津渡称作“山阳”，东晋据以设置山阳郡和山阳县。隋代利用邗沟故道开浚由此向南的漕运通道，随之派生命名为“山阳渎”。南宋绍定元年（公元1228年）山阳县改称淮安县，并相继成为淮安军、淮安州的治所，地名语词寄托着对淮水安流的期盼。大运河由淮安向西北，在与陇海铁路交汇处有运河镇。这里原称大榆树、三岔河，1923年陇海铁路徐州至海州（连云港）段竣工后设运河站，以其邻近运河为名。1954年邳县政府从邳城迁来，改设运河镇。“运河”本是地理通名，在这里却变为镇的专名。

临清是鲁运河与南运河的交汇点，南运河在当代成为山东与河北的分界线。西汉至十六国时期，先后在南运河西岸的河北境内设置清渊县、清泉县、临清县，都以其临近清澈泉流为名。随着漕运的兴盛，临清县治于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迁到运河东岸的曹仁镇（今山东临清旧县）。元代郭守敬主持开凿的会通河以临清为北端点，南来的汶水与卫水在此汇合后向北流入南运河，临清遂成为“踞河漕之喉，当南北之冲”的水运枢纽。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县治再迁今临清，宣德年间设立钞关，弘治年间升为临清州。到1964年，运河西岸属于河北省辖境的临清故地设为临西县，从这里迁到东岸的山东临清却成了临西县命名的地理依据。与此相仿，运河沿岸的沧州交河县泊头镇，以水路中转地与船只停泊码头命名，清代是商贾凑集的水路驿站。1985年撤销交河县改设泊头市，市政府驻地选在泊头镇而不是原来的县治交河镇。诸如此类的反客为主，都是运河带动沿岸城镇发展的例证。

天津是南运河与北运河的分界点，扼守着运河与海上漕运的咽喉。宋辽至金代称直沽，元代以其邻近大海又是河流津渡，改设海津镇，明代始置天津三卫。有的文献说“天津”是燕王朱棣率军经此杀奔南京时所赐，有天子津渡之意，这无疑是违背事理的穿凿附会。此时打着“靖难”旗号的燕王，最怕朝野指责他谋夺皇位，岂有愚蠢地自称天子而授人以口实之理！康熙《静海县志》记载，本县所属区域对应着天上的“天津九星”，“遂以东北隅小直沽置天津”，这种解释更符合古代的文化情境。京津之间的河西务，因处在北运河以西得名，自元至清一直是漕运重镇。金代海陵王把潞县升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为名，在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中都）之前两年，就极富预见性地确立了此地将作为首都漕运枢纽的地位。

闸、坝：从写实走向寄意命名

水闸与水坝是节制运河水流的基础设施，它们或以邻近的已有村镇为名，或在设置之后成为新生村镇的命名依据。命名闸坝的语词起初大多是描述地理风物和相对位置，后来侧重于表达对运河安流畅通、惠及国都的期望。

元大都以北有高梁河东注鲍丘水的河道，金代曾经用于漕运。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拦河修筑了七座滚水坝，漕粮在各坝之间像接力一样递相转运，河名因此称为坝河，亦作阜通河，有财货丰富、运道畅通之意。阜通七坝自东向西包括深沟坝、王村坝、郑村坝、西阳坝、郭村坝、常庆坝、千斯坝。深沟坝源于坝河与温榆河交汇时冲出的深沟，千斯坝以靠近大都光熙门内储存漕粮的千斯仓得名，其余各坝的命名派生于附近的村落。

郭守敬沿着金代的闸河故道开挖通惠河，沿线设置了11处、24座水闸。文学色彩浓郁的闸名有3处：“广源”形容水源丰富，“朝宗”象征流入皇城，“文明”出自邻近的大都文明门。其余8处水闸的命名依然通俗质直：西城、通州、河门，显示水闸所在的区域和位置；海子、郊亭，表明位于大都内外的海子（积水潭）与郊亭淀旁；魏村、杨尹，以附近村落派生为名；籍东，指其位于元代的籍田以东。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这8处水闸依次更名为会川、通流、广利、澄清、平津、惠和、溥济（或作普济）、庆丰，所选用的命名语词完成了从写实到寄意的转变。

大运河沿线的地名形成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之下，无论是群众约定俗成还是官方刻意选择的语词，都像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中的化石或琥珀一样，保存着命名之初的语言、地理、历史、社会等信息。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发端的大运河，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举凡不同时代开凿的河渠沟渎，扼守漕运咽喉的大小城镇，几度兴废的闸坝工程，都已成为运河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追寻运河文脉的关键所在。历经时间积淀和岁月淘洗的地名，是前人赋予各类有形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标志。它们像璀璨的串珠一样点缀在运河沿线，映射出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和沧桑变化，寄托着古今对南北会通、永济溥惠的热切希望。在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背景下，挖掘、保护、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地名，正在日益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孙冬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