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十一个坚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2）

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第四个“坚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其实，早在2014年12月4日，首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过这一点。

宪法为什么重要？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人民对国家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共识。如何来认识宪法？我们要从五个方面入手：第一，明确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这确定了国家主权归属于人民。第二，人民如何行使主权。第三，宣示公民基本权利，解决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是宪法的一项重要功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都有哪些权利？宪法要一一明确。那么，如何实现这些权利？这就要通过立法把宪法的内容具体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具体法律。第四，解决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比如，某一项制度的出台，是怎么产生的；某一个国家机关的人员结构是怎么设置的，这都需要宪法来规定。第五，宪法还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很重要，一定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因为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如何更好地依宪执政？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为我们更好地依宪执政指明了方向。同时，我们还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全面依法治国正确方向。

要做好这一切，就需要树立宪法权威。比如，我们实行了宪法宣誓制度。2018年，我们对宪法进行了修订，将这一制度写入了宪法。现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我国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目的就是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健全宪法的实施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因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三、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共同发展

这部分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二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一）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我们党历来重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加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统筹处理好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关系，越来越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求。此外，我们还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法治政府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要共同推进。

为什么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第一个原因：基于统一的市场经济的要求。这里我用“三个假设”来解释说明：一是经济人假设。假设每个人都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我们每做一件事，就会考虑成本和收益。如果成本很低，收益很高，我就做；如果成本很高，收益很低，我就不做。为了降低成本，人们会偷工减料，制造劣质产品。一旦大家都这么做，社会就乱了。怎么办？这时就要制定规则，按规则要求去做。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规则经济、法治经济。具体来讲，我们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那么，规则有了，但规则有问题怎么办？这就需要合宪性审查。此外，我们还要严格执法。

二是资源稀缺假设。我们知道，相当一部分资源掌握在公权力手中。这时，如果我们的法治建设没有跟上，当公权力掌握大量资源的时候，就会出现“塌方式腐败”。

三是产权假设。产权假设是等价交换的基础，对应的方法叫帕累托标准。简单解释就是买者和卖者各得所需，达到最佳交易点。比如，有一条只能坐10个人的小船，当这只小船坐了11个人，就有翻船的风险；如果坐9个人，就浪费一个指标；只有坐10个人，才是最合适的。这就相当于，买卖双方在交易时达到了最佳交易点。

第二个原因：法治政府建设要与社会治理创新紧密结合。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增多，能够相互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但这一切都要纳入法治的轨道中。否则，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公益的名号为自己牟利，就是对法治建设的一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