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时代之潮头 发思想之先声——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先达教授

陈先达（1930—），江西鄱阳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系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有《陈先达文集（14卷）》《马克思主义十五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等，合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要》。曾三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优秀著作奖、北京市社科特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2015年9月17日，获得了由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2015“寻找最美教师”大型公益活动“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记者：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您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史、文化建设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术之路好吗？

陈先达：谢谢你的访问，我不是什么著名哲学家。我是在我们党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教员和理论工作者，是中国广大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一员老兵。所谓学术之路，实际上也是我的人生之路，粗略地说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3年到1980年，属于哲学启蒙时期。1953年我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从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缘。这一时期我的学术成果不多，我概括为“两文一会”。“两文”，是指《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和《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一会”，是指1960年春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哲学教科书讨论会，由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主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关于哲学教科书的讨论会，规模很大，档次很高，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鹅湖会”，是我学术生涯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第二阶段：从1980年至今，为独立研究探索时期。这40多年，又分为三个小阶段，各有特点。

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早期思想。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参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我写了前三章，对全稿进行了润色；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这两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整体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我和靳辉明出版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随后不久，我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走向历史的深处》，这是我所有著作中非常值得回忆的一本书，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做了全面阐释。

二是转向哲学随笔。出版了第一本随笔《漫步遐思》。我随笔最大的特点是立足现实，着眼于智慧的启迪，它们或来源于我自身的经验、读书的触发，或来源于新闻、对社会事件的观察，如针对思政教育中重言轻行，我写了《八十老儿行不得》的短文。在我看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能终生力行，就是一个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则，就是“八十老儿行不得”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三是时政论文。近耄耋之年，我又做了一次改变。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等一些主流媒体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道路方面的文章，后被结集为《一位“85后”的马克思主义观》。还写了一些短小、有点儿战斗性的文章。有好心朋友劝我说，你写它干吗，就不怕得罪人吗？我说不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我为什么如此执着于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呢？因为干我们这一行当，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没有强烈的感情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单纯读书，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学者、专家，但绝不可能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记者：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新概念，对此您怎么理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该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陈先达：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重大命题，内涵极其丰富。

从文明的特征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形成的，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它是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的特征；它坚持守正创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它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主体，为全体人民服务，具有人民性和广泛性的特征；它是在广泛吸收世界一切有益文明成果的同时，坚持胸怀天下，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答案，具有包容性和世界性的特征。

从概念的范畴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该囊括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创造，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党的政治文化、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

我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努力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从而形成新的文化样态。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文化遗产开始的，我们要用更开放包容的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文化支撑。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任务。您是如何理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意义的？

陈先达：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看似些微变化，实则意义重大，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我们党对文化的作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其重要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国家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先进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使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可以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难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事关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事关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念的冲突日益激烈。我们能否在这场事关民族复兴的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既在于经济、军事的发展壮大，更在于文化上的自信自强。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才能鼓起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和立场的信心勇气；文化自强是最厚重、最坚韧、最挺拔的力量，只有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中国文化，方能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获得行稳致远的坚实力量。

三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没有高水平的社会文明，就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更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高国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说到底要依靠文化的力量。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资源，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引导人们不断提升道德水准。要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全面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要坚持以文化启智润心、启发思想觉悟，以文化陶冶道德情操、提升道德水准，以文化培塑良好习惯、培育文明素养，全面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记者：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信自强”，增加了内涵丰富和意义深远的“文化自强”，凝练成为“文化自信自强”的新话语。您如何理解“文化自信自强”的新内涵，能否跟我们谈一谈？

陈先达：从文化语境来看，“文化自信”要求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了解、认同，并主动去创新、弘扬和推广；“文化自强”既要求我们在中华文明的滋养中努力向上、不断进取，更需要我们以团结奋斗来实现文化的自信自强、永不懈怠。

具体来说，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就是坚持对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自强。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底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革命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骨气”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发展的革命精神，是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和有效法宝，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的政治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志气”所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集中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精神追求，始终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前进方向的文化。

那么，怎么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呢？要立足中国的实际，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要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从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培育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增强他们的自信，使全体人民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现代文明人。只有文化真正自信自强起来，才能真正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记者：在谈论文化自信自强时，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您是怎么看待两者之间关系的？

陈先达：就古今关系而言，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原有结构，并增添了许多新的科学元素，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心。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

那么，为什么还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抛弃了这个灵魂，就等于割断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古人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和丰富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自然也包含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来源不同，彼此却是高度契合的。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被中国化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就不再是所谓“异域文化”，而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中国的。我们只要读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读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就能明白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没有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导航器和推进器。抽象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不能因为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就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价值，这是文化虚无主义；也不能因为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文化复古主义。

记者：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先达：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许多重要论述，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开关。我认为，应该把握三条原则：

一是分辨，区分精华与糟粕。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有效甄别和筛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基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进“两个结合”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二是激活，通过与实践结合对传统文化作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诠释。就是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释，结合新的实践，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同时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动力。

三是创新，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优秀基因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念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深入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挖掘阐发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推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提出新概念、形成新范畴，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撑。

我今年九十三岁了。我和我同时代的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许多因为身体原因挂笔。最可喜的是，一代又一代具有强烈使命意识与创新意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年轻研究者，不断涌现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哨。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感谢你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