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现实与趋势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人类历史本质上是文明的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直接相关。因此，对于文明的理解，应当把它同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联系起来，把文明看作是反映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方面成果的总和，将其视为标示人类社会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的范畴。人类文明形态是文明存在的基本形式，指称人类社会实践的组织方式，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就表现为这种组织方式的产生、发展乃至衰落、消亡的过程。审视和描述人类文明形态变化的科学方法，应当把握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一致性。系统深入地研究人类文明形态的变化，有助于准确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和方向，深刻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

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大致进程与基本特点

研究人类文明形态问题，首先应当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①

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进程。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四大阶段。这四大阶段迭次发展，展现出不断进步的总体态势。

作为人类文明的第一阶段，原始文明经历了缓慢而又漫长的演进过程，其间，人类生产能力十分低下，各种形式的共同体（族群、氏族等）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才能生产出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落后，使得各共同体只能在相对狭隘、彼此隔绝的空间中独立发展起来。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截止到他那个时代，西方学者在全世界总共发现了超过650个左右“拥有充分资料”的原始社会。至于从大约30万年前人类诞生之时起，到底有多少原始社会曾经出现又灭亡，其数量已不可能知晓了。②铁器的发明和使用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获得质的飞跃，并因此进入农业文明阶段。

农业文明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一阶段，人类六大古文明分别在世界不同地区形成，即西亚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南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南亚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六大古文明均从原始社会中产生，它们各具特色、各擅胜场，但均为各共同体在不同生产条件下对自然环境反应的结果。创建这些文明中心的共同体，都是在“社会地控制自然力”方面走在了其他共同体的前面。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文明间的交往开始出现，但并不活跃。农业文明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16—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得农业文明逐渐被工业文明所取代。

与农业文明几乎不约而同地在世界各个地方发展起来不同，工业文明首先在欧洲兴起，而后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工业文明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机械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迄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人类充分展现了主体性和创造性，科学技术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兴起，并飞速发展起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建立在科学技术整体发展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人类所生产的物品空前丰富，物质财富总体上快速增长。而交通和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又为文明间的交往提供了便捷条件，空间因素对于人类交往的制约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类交往范围因而不断扩大。世界市场的形成使文明间的交往成为必要，并极大激发了文明间交往的潜力。各种文明在空间上的横向接触衍生出复杂的文明间关系，其间既有和睦的相处，也有激烈的碰撞；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人类文明整体向前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对于人类是否已经进入后工业文明，学术界尚存争议。我们认为，人类在经历加速工业化进程之后，业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一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已从商品生产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型经济为主，人们高度依赖信息，知识生产成为社会主轴。互联网的出现，数字技术的发展，与物理空间平行的数字空间的形成，都使后工业文明不仅迥异于农业文明，而且与作为母体的工业文明也存在显著差别。在这一阶段，尽管各文明的社会载体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仍有明显差异，甚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鸿沟”，但平等已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文明多样性得到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和尊重，文明间的交往更加便捷。与此同时，文明的分化、整合与创新也以不同形式、不同速度持续演进。

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基本特点。简要地梳理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文明具有多样性。无论如何界定“文明”这一概念，它总是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关。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而赋予人们所在的文明以独特的品格和气质，进而使该文明呈现出与其他文明显著不同的特征。虽然文明可能在历史长河中发生巨大变化，但这些特征却有可能保留下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③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时间相关，后续文明总是超越前接文明，展现出发展的趋向。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也与空间相关，每种文明都与特定空间中的特定共同体相关联，这种共同体自近代以来主要表现为国家和民族。“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④

文明间和谐共存的前提是平等。尽管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技术能力等物质层面，不同文明在某一个时点或时段上的确存在差异，但从价值层面看，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都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都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因此，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与“文明平等观”相反的是“文明等级论”。这一肇始于启蒙运动、流行于19世纪和20世纪，如今仍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文明观，“以近代西方文明为标准，将广大的非西方地区划分为‘半文明’与‘不文明’（或曰‘野蛮’）两个等级，旨在论证西方列强对这些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合法性，把殖民活动打造成‘教化’‘规训’非西方地区的‘义务’，同时强调非西方地区若想成为‘文明’社会一员，必须效仿近代西方的一整套政治、文化、社会体制。”⑤形成于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在东方不乏拥趸。比如，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虽然秉持文明进步观念，但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欧洲文明是同时代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各国若想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欧陆世界的“文明等级论”，特别是福泽谕吉的相关看法，在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进程中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代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文明等级论”的意涵和逻辑仍时隐时现。盛极一时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就是如此。

文明间恰当的相处方式是包容。承认并尊重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平等，内在蕴含着对其他文明的包容。所谓文明包容，就是承认其他文明存在的合理性，承认文明间差异的必然性，尊重其他文明的核心价值。对其他文明包容可以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必要动力，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而否认其他文明存在的合理性，或者试图人为抹平文明间的差异，则有可能产生反噬效果，对自身文明造成伤害。汤因比就注意到：对其他文明采取的攻击性行为，通常会遭遇“以牙还牙的反击，最直接的反击方式是用武力回敬武力……历史上的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⑥。而这种充满“敌意”的行为无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文明发展需要交流互鉴。交流可以拓展视野、开阔胸襟，互鉴可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而要做到这些，交往是必要条件。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⑦比如，倘若离开阿拉伯商队横跨沙漠和大草原这样的流动，离开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和印度洋沿岸乃至远到马六甲和中国的旅行，伊斯兰世界便无法想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人类文明形态的现实：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文明新形态的创建

现实是历史进程的当下形态。人类文明形态的现实既是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演化的结果，又与时偕行，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西方文明在当今人类文明体系中仍占据中心位置，但衰颓之势已现。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西方文明是一个后来者，并曾长期落后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但自16世纪以来，这一文明崛起过程迅猛，扩展态势强烈，对其他文明冲击巨大。结果是：近代以来400余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大体是由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均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并因此具有鲜明的西方文明印记。西方文明也被一些人视为“普世文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它在本质上“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⑧西方文明崛起及扩展的过程并不像有些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温和，其并不是通过思想、价值或宗教的特殊优越性吸引非西方世界民众自愿皈依，而是展现出有组织暴力的特征，对其他文明展开攻击、压榨甚至并吞，因而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血与火。

在当今世界，尽管西方文明总体已呈衰颓之势，但由于该文明的社会载体即欧美国家仍在整体实力上占据优势，因此该文明形态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仍具深厚影响，并使相关国家和地区获益颇丰。也因此，该文明形态的社会载体对其他文明的复兴或崛起一直十分敏感。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伦·斯金纳公开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的斗争，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为此，她所领导的机构正在制定一项类似冷战期间由乔治·凯南提出的对付苏联的遏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这样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虽然斯金纳在各方压力下被迫离职，但其思想并未消散，而是以“民主对抗专制”的话术形式保留了下来。拜登政府上台后反复强调，“民主国家”——其实就是西方文明及其追随者——已经变得更强大，并号召“所有人团结起来”对抗“全世界的严峻挑战”。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强化跨大西洋联盟、鼓噪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等，其实都是“文明冲突论”的新版本、新实践，其目的就是护持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

各种文明之间命运与共。在当今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之中，种族、语言、肤色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事实上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共同面临着战争、饥饿、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

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客观事实，要求各种文明在互动中应当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种文明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已成为各种文明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已成为各种文明的共同追求。多样性既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

中国正在创建文明新形态。有5000余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曾为人类文明整体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迄今仍有蓬勃生机与非凡活力。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史，至少有两点与其他文明不同：一是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持续发展，其间从未中断。二是它从小到大的扩展，主要是通过民族融合或联合的和平方式。在处理与其他文明的关系方面，中华文明向来以“协和万邦”为主导原则，倡导“和合”理念，以“天下大同”为理想目标。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虽然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

人类文明史显示，一种文明要绵延不绝、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一种文明不管曾经多么辉煌夺目，如果不能顺时应势、推陈出新，就可能失去生机活力，甚至失去未来。作为当代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开明开放的政党，它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从来都是结合实际、以开放态度积极吸收借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当代中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具有鲜明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超越，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大体具有五种特质：一是在地性。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起来的文化养分，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古老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二是当下性。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当今时代的性质、特点和趋向，深刻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新实践、新特点、新取向。三是开放性。中国式现代化得益于经济全球化所造就的开放时代，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渐成型。四是包容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理延伸和实践发展，体现了处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关系的理念和态度，内在包含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五是进步性。中国式现代化面向未来，并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正能量。上述五个特点彼此关联、相互成就。可以预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在未来中国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中继续成长，并有助于纠正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世界文明体系的“西方中心”倾向。

人类文明形态的趋势：在交流互鉴中共同进步

一部文明史，就是一本富有启发意义的教科书，它记录下每种文明走过的足迹，也给每种文明未来的发展提供镜鉴。

人类文明的美好前景在于更加积极、更为充分的交流互鉴。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人们有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文明终将趋同。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其实是“文明趋同论”的另一种表达。基于对人类文明史的系统考察，布罗代尔提出了与“文明趋同论”相反的观点：“即使假定世界上所有文明或早或晚终将采纳相同的技术，即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也部分地趋同，我们在长时期内仍然将面对事实上非常不同的各种文明。”⑨面对这种具有显著长期性的现实，如何处理文明间的关系是需要认真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人类文明的美好前景在于更加积极、更为充分的交流互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在更大范围、更多途径、更为密切的文明交流中，才能不断增进各方共识、找到共同价值，实现文明融合。只有不断推进文明融合，才能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厚植人类共同进步的基础。要坚决反对用某种文明“一统江湖”的倾向，坚决反对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的做法。

中国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文明发展进步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⑩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倡议，“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今中国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愿与世界各国携手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中国希望与欧洲共建文明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人文交流是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它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中拉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努力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中国坚定支持中东、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视和偏见。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开展文明对话，一起挖掘民族文明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使沿线国家成为人文交流聚集活跃之地。中国倡议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搭建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平台，在国际社会引发积极反响。未来，中国“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⑪。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1页。

②[英]阿诺德·汤因比著，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王皖强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38页。

③④⑩⑪《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78页；第103页；第102页；第103-104页。

⑤王锐：《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的基本特征与话语实践——兼论其对于中国的影响》，《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34-135页。

⑥[英]阿诺德·汤因比著，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王皖强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798页。

⑦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常绍民等译：《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12页；第9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