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择业观变迁：从工作伦理到工作美学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择业观。近年来，“准点下班、拒绝团建、反对领导PUA”，成为一些“00后”的“特殊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年择业的真实诉求。进入新时代，青年不再单纯追求所谓稳定的“铁饭碗”，逐渐成为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灵活就业、弹性工作日益盛行。青年择业观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互联网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青年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发生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青年的择业观对于安全感和自由度的选择和偏好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工作伦理指导下的择业观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即安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那么在工作美学指导下的择业观则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即有趣的工作和充分的自由①。当代青年择业心态转变的根源是什么，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工作变得充满不确定性，青年择业观开始变得个性且多元

工作是指人们为了生存与快乐所需，而必须去做那些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并愿意为此支付报酬的劳动。工作的前提是需要人们具有工作能力，且有权利支配这一能力换取报酬。工作的意义是能够为劳动者提供谋生的机会，能够避免个人疏离于社会，能够帮助劳动者获得自我实现与自尊，最终也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现代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根源在于将工作的意义上升为道德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一套工作伦理。工作伦理是一项有关工作的戒律，包含如下预设与前提：其一，工作本身是一种有价值的活动，是一项令人高贵的活动，即使工作不能满足人们的某些愿望，人们也应该继续工作。其二，有劳动能力的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获得收入和财富。其三，只有被他人承认的劳动、能够用来交换的劳动和获得工资的劳动，才具有道德价值②。建构工作伦理的目的，一是解决工业蓬勃发展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二是解决一些人因种种原因无法适应工业发展而陷入贫困的问题③。

英国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生产者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人们受到工作伦理的支配，工作伦理成为某种戒律，它告诉人们要想获得更多的报酬、生活得更好，就要做更多的工作。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项高贵并且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商品极大丰裕，社会形态开始发生转变。在工业社会，工作伦理是其戒律，大多数人愿意通过工作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工作是所有人的普遍状态，而不工作则是反常的，无工作能力或者懒惰是贫困的主要原因。工作伦理要求工人对工厂体制保持顺从，这样才能保障就业的安全和收入的稳定，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工人独立性的丧失。工业社会的自由和安全常常是不可兼得的，当享有选择自由时，就业安全得不到保障；当具有就业安全时，选择自由又受到限制。

当前，社会需要更多的消费者将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耗掉，因此要求其成员首先要具备消费的能力，通过消费者持续的消费来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新的社会变化酝酿出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宣称消费是人生成功、具有快乐和尊严的“度量器”，快乐的生活就是对消费机会的把握。由于消费是完全个人独立的活动，选择自由的程度设定了消费社会的层级阶梯。工作伦理逐渐从社会和个人生活中退场，消费美学逐步成为主导社会运行的基础。

消费美学实际上就是消费的趣味以及自由选择的魅力。消费美学之所以能够主导和控制消费者，并不仅仅是因为消费的琳琅满目和丰富多彩，主要在于消费能够提供给人们诱人的选择自由。一方面，消费品市场能够营造出自由和安全的幻觉。当人们工作感到压抑时，消费品市场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快乐来源。除此之外，消费品市场所提供的个人选择是可以预期的，自由且不需要付出安全代价的最好选择就是消费。曾经被视为工业社会无法实现的选择自由，如今被认为实现了。消费美学对工作伦理的影响主要是：第一，消费美学的评价标准扩展到了工作领域，人们是否愿意工作，工作是好事还是坏事，工作是否体现为一项令人高贵的活动，不是取决于工作伦理的戒律，而是取决于工作是否具有美学性质。大众传媒在工作美学的塑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由影视作品塑造的精英律师、金融投资人、媒体人等就是工作美学的样板。第二，工作美学是以“是否有趣”和“是否自由”来衡量工作的，其中“是否有趣”是以情感化的美学标准来衡量工作，而“是否自由”是以自由与安全是否兼得来衡量工作。一些影视剧通常塑造出自由又有情调的工作，如健身主播、游戏主播等。第三，工作美学成为划分社会等级的重要标准。工作是品味、娱乐和快乐的结合体，那些有着“与艺术鉴赏相匹敌的品质”的工作被认为是有趣味的工作，而那些从事无自由的工作者，如受算法操控的送货工人等，则被看作是没有趣味的。个人的工作能否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依赖的是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以及对有趣和愉悦的判断能力。典型的例子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不愿“将就”工作。许多青年认为，自己不喜欢，就不会有工作热情，因此不断切换“赛道”，直至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因此，“一言不合就离职”“工作不是当初想象的模样就闪退”等“闪辞”现象也屡屡引发社会热议。

工作美学的作用机制：第一，从规训机制上看，工作伦理要规训的对象是不劳而获者和懒散之人，而工作美学要规训的对象是无聊和无趣的消费者。工作美学认为工作应该是有趣的、多种多样的、令人兴奋和充满幸福感的，让工作不无聊就是工作美学的目标所在。劳动者的工作选择应基于工作美学的准则，达不到这个准则的工作就会陷入无聊和无趣之中。第二，从分层机制上看，工作伦理是以工作效率作为分层标准的，而工作美学则是以工作的趣味性和自由度作为分层标准的，能够带来快乐感和自由度的职业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可炫耀之处在于他们对工作美学的掌控（符合美学标准且能够带来愉悦的工作是精致的）。第三，从自由与安全上看，工作伦理带来了大机器时代集体行动的安全性，但却妨碍了个人的自由。工作美学认为工作首先应该是自由的，个体的自我认同、自我管理、自我决断至关重要，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是个人自由的重要部分。综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技术进步使生产力即使在就业缩减的情况下也能增加，却使得工作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因为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可能会丧失工作的稳定性。

青年择业观变化带来的社会后果

如果说“80后”“90后”在择业时受工作伦理的影响，认为工作是天职，因而更加关注工作的稳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感，那么“00后”在择业时则是受工作美学的影响，认为工作是兴趣，因而更加关注工作的自由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快乐感。那么，当代青年择业观的变化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呢？

一方面，福利制度难以维系。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建立在工作伦理基础之上的。英国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社会保障计划来确保国家的每位公民，在能够工作和作出贡献的条件下，如果因为其他任何理由——疾病、事故、失业或是年迈——而无法工作，也无法为他自己和依赖他生活的人赚取足以维持有尊严的生活的收入时，有一份让他可以继续生活的收入，在他一无所长时也还算有足够的收入，以及他拥有财富时，也不会因为家庭状况调查而被缩减收入。因此，从理论上讲，享有社会福利的前提是遵循工作伦理的戒律，努力工作和为社会作出贡献，这样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才能为那些有工作意愿但因为经济周期变动暂时失业的人，或因为疾病、事故、年迈无法工作的人提供支持。当工作美学替代工作伦理时，那些因为工作无聊或无趣而选择不工作的人数则会增加，如果按照福利保障平等的原则，应该为这些人提供福利支持。但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损害工作伦理的根基，导致不愿意工作的人数上升，社会福利体系很难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失业群体，使得“无家可归者会成群涌入，资本家则会蜂拥而出”④。

另一方面，“新穷人”的增加。工业社会时期，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来源，能否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依赖于在生产过程中能否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当企业家希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不能如企业家所愿时，工作伦理可以提升工人生产的自觉性，使劳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调和。但如果消费美学替代了工作伦理，工作伦理的用途就会变为“区分值得帮助的穷人与不值得帮助的穷人”⑤。由此，社会的穷人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值得帮助的失业者，他们有工作意愿，但由于一些非个体因素的影响而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他们是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保护的人；另一类是不值得帮助的“过剩者”，他们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是选择问题。因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社会中，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所有选择都是正确的——存在好的选择和坏的选择，不值得帮助的“过剩者”就是那些作出错误选择的人。由于他们是蔑视工作伦理、不愿成为后备劳动力大军的人，因而也就被逐出社会道德关怀和福利制度关怀的范畴，沦为社会的“新穷人”。由于“新穷人”长期生活在被排挤、被遗忘、无聊和孤立之中，易怒、反社会和暴力情绪成为他们的主要精神状态，也将成为滋生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社会上不同的职业岗位客观上确实存在着种种差异，择业者在专业特长、兴趣爱好等方面也存在差别，所以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择业预期和就业目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任何职业都不会埋没人才，也不会束缚人的创造力，关键在于对待职业的态度。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因此，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综合考虑自身条件和社会需求，增强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注释】

①孙凤：《“流动的现代性”视角下的“倍速生活”》，《人民论坛》，2020年第2期。

②③④⑤[英]齐格蒙特·鲍曼著，仇子明、李兰译：《工作、消费、新穷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第38页、第39页、第134页、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