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一带一路”知识体系谱写“文明交响曲”

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深受欢迎和备受赞誉的国际合作平台。作为中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和民心相通提出的宏伟构想和远大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使沿线伙伴国的发展潜力得以充分释放，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实质性的新贡献，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独特的新思路。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研究、“一带一路”学如火如荼地开展，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国内学界思考的重大命题，也受到世界各国研究者的热切关注。

在“一带一路”十年经验总结与未来展望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尼泊尔友谊论坛主席高鸿儒（Kalyan Raj Sharma），委内瑞拉洛斯安第斯大学亚非研究中心教授诺伯特·莫利纳·梅迪那（Norbert Molina Medina），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三位学者，请他们阐述“一带一路”知识体系的学科内涵和重要议题、“一带一路”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体系的区别、“一带一路”知识体系中深厚的文化积淀等问题。

高鸿儒（Kalyan Raj Sharma）、诺伯特·莫利纳·梅迪那（Norbert Molina Medina）、王义桅     受访者/供图

涉及多个学科领域

高鸿儒表示，“一带一路”知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包含若干“子研究”分支，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研究将显著影响沿线国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者应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架构去全面理解“一带一路”知识体系的未来效应。

高鸿儒详细阐释道，第一，“一带一路”是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倡议，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学家可以致力于分析“一带一路”的经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第二，“一带一路”是一个大范围的社会进步项目，将改变全球千百万人的生活，社会学家可以着力研究“一带一路”带来的社会效益，例如对社会鸿沟、社会关系和移民文化的影响。第三，“一带一路”也是一项重点生态类工程，将播撒生态文明种子和绿色发展理念，生态学家可以评估其产生的环境效益，例如对于沿线国家森林砍伐、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改善程度。

梅迪那提到了“一带一路”知识体系中的文化研究。他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产生了愈加浓厚的兴趣，试图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45年里以及新时代10年来所经历的变革。“一带一路”学的产生让研究者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不同角度对这一倡议进行剖析，以阐释“一带一路”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此外，沿线国家也产生了大量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纪录片、电影、书籍、印刷品或电子作品，以及相关庆祝节日与社会活动，这些文化成果对于当今世界增强对中国的认知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如今，‘一带一路’倡议迎来了十周年诞辰，我认为该倡议知识体系中的文化研究具有宝贵价值与发掘潜力。除了中国，人们还可以借此进一步了解沿线参与国的国家文化与社会传统。”梅迪那说。

王义桅认为，就时间维度而言，“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两千年历史记忆的激活，因此，“丝路精神”如何进入“一带一路”研究的话语体系应当成为一大研究方向。就空间维度而言，“一带一路”从之前的仅一个陆上、一个海上，到如今形成了天上、地上、海上、网上“四位一体”联通体系，超越了原来的有形、进入当下的无形，这一全方位联通的视野也应当进入“一带一路”知识体系的范畴。

全面综合、有机统一的自主知识体系

谈及“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王义桅表示，如今，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变，这意味着“一带一路”本身也处在变化之中。多重变量的情况下，“一带一路”研究能否提出一套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关乎“学术主权”的重大命题。西方文明源于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注重个体理性与二元对立，正如苏格拉底所言，“认识你自己”。对照之下，中华文明强调整体观念与和合文化，因此，“一带一路”应超越西方简单的单一的分科之学，形成一种全面综合、有机统一的自主知识体系。

高鸿儒表示，“一带一路”研究路径不同于西方研究路径。在运用理论阐释“一带一路”涉及的学科范畴与知识体系时，应当采取有别于西方传统理论的批判式方法。跳离“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视野——将西方自身特有的理论预设作为“普遍理论”，才可以对“一带一路”有更全面、更细致的认知。一些西方国家倾向于用个人主义观点来理解“一带一路”，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思维，应当被国际社会所摒弃。西方的知识体系强调个人权利和所谓“自由”的重要性，而中国的知识体系建构更注重团体协作和集体利益，这一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因子也反映在中国携手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实际行动之中。

“我们不应依赖西方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地缘政治学，以及其他西方传统理论体系来开展‘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研究。这些理论基于西方国家的知识经验，不适用于‘一带一路’知识体系。要牢记的是，‘一带一路’有其独特的定位与目标，倡议的核心是多边合作与互联互通，并非中国用以支配邻国的政治或经济工具。”高鸿儒说。

高鸿儒进一步解释道，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遭受危机的背景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据主流和支配地位的经济学体系。然而，由于过度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失败、无效的。国际学界需要认识到，自西方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范式以来，社会福利并未随之向底层和边缘百姓倾斜。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学术政治化”“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其理论核心的进阶版即为如今西方普遍采纳并用以政治统治的“华盛顿共识”。今天，西方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经济危机和其他社会危机泥沼中苦苦挣扎——西方国家任意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思潮强加于社会治理，导致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恶果。

王义桅补充道，“一带一路”的经济学逻辑是政府创造市场，而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单一地为市场服务。此外，“一带一路”并非西方强调的“先验论”逻辑，而是基于实践理性的逻辑，强调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当前“一带一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如果按照主流意义上所谓“成熟的西方知识体系”来审视，似乎不应诞生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成熟的事物实际上都在走向衰落，正如老子所言，物壮则老。所谓“成熟的知识体系”来自西方，而“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是新生的，如果要用一种成熟的西方式的思维来研究一个不断生长的新生事物，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悖论。

基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是重要议题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领域，是实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倡议落地与实施的效果。在高鸿儒看来，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应成为 “一带一路”知识体系框架下的一大核心议题。

高鸿儒表示，中尼经济合作源远流长，自2017年尼泊尔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双方开展了围绕多个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具体研究方向包括参与国的投资优势与风险、国家治理现状、信息透明度和对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这些研究通过开展政策评估论证、筹备风险管理预案、进行融资方案咨询，将研究成果编制为行之有效的产业分析报告，对尼泊尔境内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给予了充分的知识保障与智力支持，极大促进了尼泊尔的经济、贸易和旅游业增长，完善了尼泊尔与外界的互联互通网络。

高鸿儒介绍道，如今，已经完成和正在推进的中尼“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与重点工程包括：吉隆口岸—加德满都公路升级工程，升级后的道路将改善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连通性；吉玛唐卡—希尔公路建设工程；尼中跨境电网互联项目——从盖尔迟延伸到尼泊尔北部与中国接壤的热苏瓦400千瓦输变电线路，新式输电线路改善了尼泊尔电网，降低了停电频率；即将进入开发新阶段的吉隆—加德满都铁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建成的博克拉国际机场，机场全面投入运营后必将带动尼泊尔旅游业发展；巴瑞巴贝引水多用途工程，将有力推动尼泊尔境内高效引水、发电和灌溉基础设施建设。

梅迪那对记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在拉美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拉“一带一路”合作的亮点领域，极大地增进了拉美地区欠发达国家的民生福祉，为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带去了令人欣喜的变化。“一带一路”知识体系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涉及长期工程战略规划、工程运营数据分析、融资新思路扩展等，对解决拉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等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值得中拉学界共同关注。

共同谱写“文明交响曲”

高鸿儒分析道，“一带一路”知识体系不仅是围绕沿线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开展的集合研究，更凝聚着建立在国际多边合作和人类共同繁荣之上的价值观，折射出在冲突频发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对更加公正、和谐世界新秩序的美好向往。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类似“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此抗衡并阻挠“一带一路”的战略逻辑与政治意味浓厚。例如，美国及其盟友于2021年G7峰会上宣布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欧盟于2021年底公布了“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 plan），宣称在2027年前投入3000亿欧元资金，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兴建基础设施。如今，“一带一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令许多国家兴奋与鼓舞的“共振”效应，而西方国家所谓耗资巨大的“全球基建计划”却永远处于“计划”之中。

高鸿儒继续评论道，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拥有中国政府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持，也有着坚定的实施决心，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具备这两点。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套严格苛求的规则或条例，比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基建计划”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使得它对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参与国更具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而西方的所谓“基建计划”意欲通过援助项目施加一系列政治先决条件。最后，“一带一路”真正聚焦经济建设，而西方所谓的“基建计划”往往更侧重于安全或政治目标。

王义桅表示，“一带一路”被西方各国纷纷效仿，这一点本身就证明“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不能用过去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充满了风险和挑战，而需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深刻理解“一带一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

“一带一路”知识体系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将和平、包容、多元、共生等印刻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理念传播至世界各地。在倡议落地与实施过程中，中国充分尊重当地民众有尊严的生存权、生命权、受教育权、健康权。长期以来，建立在和谐文化之上的中国人民的心态、思维、行为中包含许多西方国家可以借鉴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同步反映在当今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的中国对外交往与全球治理方式之中。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对抗冲突，始终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知识体系研究的目标与内核所在。从这一点而言，“一带一路”知识体系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谱写的“文明交响曲”，必将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相逢与相知、互敬与互信，梅迪那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