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摘要】 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的关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今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为我国质量工作的中长期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对准确认识和把握质量强国，坚定不移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我国建设质量强国的意义内涵、重点方向以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论述探讨。

一、我国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意义

（一）我国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

1.质量强国建设的发展阶段与内在条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质量强国建设工作。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就提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提出“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第五部分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署“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时，要求“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这也是“质量强国”的表述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之中。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建设质量强国，在报告的第四部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部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质量强国，这是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质量强国之后，党代会报告中又一次提出建设质量强国。2023年两会期间，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

从“质量强国”作为发展方向和目标要求被连续写入两届党代会报告中，足见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更需要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建设质量强国”的时代意义。

2.发达国家经验的比较借鉴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及产业转型的节点时期，都曾将质量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而后发国家的实践更为典型，如德国和日本。20世纪50年代，德国实施“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国策，制造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用质量去竞争”逐步成为大多数德国企业的自下而上主动转型的方向，很快“德国制造”便成为全球工业品品质和信誉的代名词。在德国，对于技术、效率、品质近乎苛刻的追求，早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德国制造”的灵魂。

20世纪60年代，战后日本的产品质量问题曾非常严重，“东洋货”一度成为劣质品的代名词。为提升日本制造的国际形象，塑造面向全球市场的产品竞争力，日本政府主导实施了“质量救国”战略，在全国范围推广全面质量管理。为此，日本科学技术联盟设立质量管理研究小组，创立了质量管理月等质量改善制度。在政府和行业协会共同推动下，日本企业相继实施了持续改善效率和质量的经营管理哲学和具体做法，促使日本产品的总体质量水平显著提高。“质量救国”战略为日本1960至197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并最终推动日本工业竞争力超过美欧，彻底扭转了日本制造的国际形象。

20世纪80年代，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遭受日本质量高、价格低的工业产品的严重冲击。为此，美国政府提出，若想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获得质量领域的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经济上的成功取决于质量。1982年，美国在全国开展强化质量意识运动。1987年，里根总统签署《质量振兴法案》，批准设立国家质量奖。通过一系列质量促进政策，美国在汽车、半导体等多个产业领域重夺世界第一宝座，再次确立了全球霸主地位。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以提升产品质量、强化质量管理为抓手，实现产业转型，提升国家形象，推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普遍做法，并取得了成功经验。

3.国际格局的影响

（1）国际格局嬗变给我国建设质量强国带来了紧迫性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引发质量理念、机制和实践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重中之重，世界发达国家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重视程度在已有基础上持续提高，并不断寻求改进的有效途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核心技术角度看，迄今为止，整体而言，全球制造业的核心价值链环节和关键核心技术始终被发达国家控制，制造业技术领域的“核心—边缘”格局始终存在，由此引发的高端产业发展以及工业体系的差距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长期存在，而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上，还直接反映在产品和服务质量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总体水平均大幅提升，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质量水平提高的步伐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产业规模和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速度，整体技术、质量水平、品牌建设、质量标准体系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若不对此加以重视，增强紧迫感，而仅满足于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数量，忽视发展质量和效益，我国将难以参与未来以质量为核心要素的标准、人才、技术、市场、资源的国际竞争。

（2）全球实体经济领域竞争加剧，对建设质量强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世纪疫情大流行以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重大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世界各国产业链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目前这些影响仍存在甚至深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脆弱性，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实行“内顾”政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缩短趋势显著，自由市场主导下的全球分工动力机制减弱，产业链短链化、区域化特征显现。

2021年，拜登政府发布的“供应链弹性报告”强调，将效率和低成本置于安全、可持续性和弹性之上的指导方针已不适用，美国应当转向“一种新的生产指导方针”，即重视安全和弹性而不是效率，重视高薪劳动力而非低薪劳动力，重视环境保护而非自然资源开发，重视国内供应链而非全球供应链。在此基础上，发达经济体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和方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因产业升级减退和弱化，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东南亚重新集聚，我国在国际经贸大循环中连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枢纽地位有所动摇。

（3）中美大国竞争升级倒逼我国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持续推进“再工业化”进程，加强对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引领。其中，美国近几年密集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本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规划，均将寻找新的科技创新战略支撑点，重振实体经济，维护提升先进制造业竞争力作为产业政策重点，并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和投资留在本国。同时，这些代表了美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经济主张的政策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挑战和最大竞争对手，且这种共识在短期内不会因美国政府更迭和政党轮替而发生转折性变化。在拜登政府的话语体系里，来自中国的挑战突出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科技创新竞争，二是基础设施投资竞争，三是制造业竞争。这三个领域正是我国转入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