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简牍里的中国文化

朱建军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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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的从秦汉到晋的所有简牍文物，无论是残章断句还是完整册书，留下的都是中华民族在不屈不挠的前进道路上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光辉思想和灿烂文明。简牍的吉光片羽，记录的是泱泱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保留的是辉煌的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前在丝绸之路上的动人故事、真实事件和智慧光芒。在新时代，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就需要不断挖掘简牍资源，用来阐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以“简”述中国作世界表达。

一、什么是简牍

目前，学界对简牍的定义是：简牍是纸张发明之前，古人最主要的文字书写载体，用丝、麻等编联成册，其材质为竹或木。细条形的称“简”，宽板形的称“牍”。“简”一般可书一行字，“牍”可书数行字，合称“简牍”。

简牍的形制是：简是长条形的竹、木质；牍是一种呈方形或长方形的竹、木质书写材料。根据文献记载，简牍的使用时代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只不过由于时代久远，相关简牍没有被保存下来。其后，简牍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等时期，是古代的重要书写载体之一，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直到东晋时期才被纸张替代。尽管近年来经过西北考古，我们发现了一些出土于唐代遗址的吐蕃文木牍，但汉简基本上在东晋时期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甘肃的汉简一般都出土于西北边塞长城烽隧遗址、墓葬和废弃水井。

简牍所书写的内容和字体，即使到了现在仍然熠熠生辉，我们对其的研究还没有完全达到高峰，仅仅处于起步的阶段。

二、河西汉塞简牍出土概况

（一）1949年以前河西汉塞简牍出土概况

1949年以前，以居延汉简为代表的汉简的主要发现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境内的烽燧遗址。第一次发现是在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北汉长城烽燧沿线掘获708枚汉简，被称为“敦煌汉简”。第二次发现是斯坦因在敦煌、酒泉发现的189枚汉简。这两批斯坦因所获得汉简现在全部都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中。第三次发现也就是学界所称的“居延汉简”，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居延边塞遗址发现的1万多枚汉简。

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档案、敦煌藏经洞敦煌遗书、清内阁大库档案被称为四大文献。斯坦因发现敦煌汉简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如敦煌学一样，简牍学也随即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后来，斯坦因把这批他在敦煌所获的汉简交给了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沙畹于1913年出版了考察中所获的中国文书。再后来，中国的学者张凤于1931年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被学界称为简牍研究的奠基之作的是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流沙坠简》，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小说术数方技书》是罗振玉先生写的，主要收录的是字书、隶书、占卜书和医书；《屯戍丛残》是王国维先生写的，主要收录的是一些官方的文书材料。《流沙坠简》直接跳过了国外汉学界释读的阶段，进入了简牍文献内容的研究。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就称《流沙坠简》是清朝考证学在木简上开的一朵花。鲁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流沙坠简》也一直是学术方面的必读书目之一。

1926年冬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受德国一家公司委托，再次率队来华。斯文·赫定和当时中国政府的前期交涉过程非常顺利，在得到政府的支持后，开始准备考察资料、筹划相关事宜。但是，其计划被一些身在北京的国内学者得知后，引发了当时学界强烈的不满和反对。1927年3月，北京大学11个学术团体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宣言并采取行动，阻止斯文·赫定的考察。斯文·赫定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四处打通关系，经过反复谈判，终于在1927年4月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会长周肇祥分别代表中外双方在北京大学签订了共19条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该协议对中外团长职责、考察团经费、往返路线、所获材料归属权以及考察成果发表等问题，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第一个中外平等的协议，被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居延汉简到底是被怎么发现的？当时，黄文弼先生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方的负责人，在往新疆考察途中也曾到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作考察，并发现了一枚居延汉简。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发掘，而是前往罗布泊继续考察。贝格曼则在报告书中叙述了他的发现过程。他称，测量方形遗址时，笔掉到了地上，当他弯腰去捡时，在笔的旁边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汉代五铢钱，仔细环顾四周又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一枚铜钱，翌日正式开始发掘，很快发现了一个窄木片，其形状让他想起楼兰出土的木简文书，并且立刻就在木片上发现了有摹写的依稀可辨的汉字。贝格曼的这种判断缔造了发现多达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奇迹。

然而，这批汉简在运到北京之后的经历，可谓度尽劫波。居延汉简的发现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按照19条协议规定，这批汉简辗转运到了北京，开启了它传奇的一生。1933年7月，这批汉简从北平图书馆搬到了北大文史研究会考古学会。从1934年10月起，由北平图书馆的向达、贺昌群，北大的余逊和史语所的劳榦等几位先生，协助马衡先生释读，前四位是直接释读原文，马衡先生则负责对释读初稿进行审校。但是时运不佳，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止了这项工作，上万枚汉简身处危境地。后来，尚未离开北京的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的沈忠章先生，同时也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干事，成为这批汉简的拯救者。当时，淞沪战争爆发，运往上海的可能性也不大。按照傅斯年先生和徐森玉先生的意见，这批汉简由沈忠章先生负责，经过近半年时间，于1937年底从北京运到香港大学。但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香港也面临着危险，汉简的安危又成了问题。傅斯年等人本来打算把汉简就近转移到昆明或马尼拉，但考虑到气候因素影响保存，只好与远在美国的时任大使胡适商议，最终决定运往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40年8月，上万枚的汉简乘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从香港启航，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漂泊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被分装成14个小箱子，放到善本图书室。这批汉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沉睡了25年之后，于1965年11月到达中国台北，结束了海外漂泊史，真可谓命途多舛。从1930年开始，在此后的近70年时间里，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论著是数以万计的，有很多中国、日本、韩国的简牍学者参与进来。

（二）1959年“武威三简”出土概况

甘肃简牍的发现以1959年武威仪礼汉简为起点，步入了一个新的简牍发现时代。所谓“武威三简”，是指儒家经典代表“仪礼简”、汉代尊老养老法令“王杖简”以及体现汉代医学水平的“武威医药简”。“王杖简”是于1959年在凉州的磨嘴子18号汉墓出土的，一共是十枚，也被称为“王杖十简”，简长23.2-23.3厘米，简宽基本上是标准的一厘米，简文记录了东汉永平15年幼伯受王杖事，简字顺序非常明确，主要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养老尊老、老年赐杖的明确命令，也有抚恤孤寡老人、如何保护残疾之人的具体法规，不但反映了汉朝对待老人的宽厚仁爱，史料价值很高，同时简文的书法水平也是非常高的。

“仪礼简”也是于1959年在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用隶书写成，上面有修改和阅读记号，数量比较大，共有469枚，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等7篇。“仪礼简”的出土除了在经学上提供校刊仪礼、研究礼仪不同派别的资料外，也是研究汉代的简册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武威医药简”的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其中，临床医学方面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和病因、病名、病理的记载；方剂有治伤寒逐风方、治久咳逆上气汤方、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眼睛的目痛方等30多种；药物学方面列举了100多种的植物矿物药，并详尽记载了这些药物的制作、剂型和用法；针灸学方面记载了三里、肺俞等穴位和用针方法、禁忌，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学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