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青年乡村创业的场域营造及其优化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人或群体的意识和行动是跟着“场域”走的。“场域”即场所性和地方感。“场域营造”即有着场所性和地方感的地域社会的动态建构过程及其结果。青年乡村创业作为一种蓬勃发展的社会现象，离不开场域营造的牵引、吸纳和转化。本文以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为视域，分析青年乡村创业的场域营造机制，重点关注生态农场、文创产业、新型集体经济等产业发展中的场域营造机制，主要包括四种要素——作为基础条件的乡村生态空间资源、作为引领的宏观政策制度、作为行动主体的分类型行动者以及作为陪伴参与的教育或培育赋能资源，分析它们的各自特征、功能及其问题与优化对策。

乡村生态空间的富集存在和价值潜力是青年乡村创业场域营造的基础条件

自然地理资源环境是人文场域形成的基础条件。我国地形复杂多样，山地、高原、盆地、平原和丘陵等三大阶梯的地理环境差异显著，加上寒带、寒温带、温带、亚热带、热带五个气候带并存交错，乡村的自然条件和产业特点差异极大。同时，传承数千年的精耕细作农业系统，作为由农业环境、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基本要素构成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系统，在悠久的历史沿革中也形成了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差异性。正是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形态各异的地理资源禀赋，营造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地域”场所性和地方感，形成了以自然地理资源环境为基础的多样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传统农业社会，乡村是农民生产多样农副产品、以各种生活方式生存并融入自然生态循环的地域性社会。

新时代，以乡村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为基础的乡村生态空间有了综合价值变现的重要机会。“乡村生态空间”作为一个概念被重视，源于新时代城乡人口结构比例质的变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乡村本身有着大量未被开发的生态人文资源，村庄不再只是种庄稼、搞养殖的简单农产品价值变现载体，而是具有生态空间资产和市场价值的综合场域。其中涉及乡村多样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新资产属性经营——既是农民基本生存和稳定未来长期收益的需要，又是城乡可持续发展对乡村生态价值的需要。乡村要发挥综合变现价值，需要对其生态空间资源进行修复整治、盘活经营。

现阶段青年乡村创业现象本质是乡村生态空间“场域”经济的产物，同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首先，青年创业是乡村生态空间“场域”经济的产物。相较于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以大宗粮食为主的精耕细作农业（农业1.0版）、工业化产业扩张阶段的农业结构经济作物化的集约化农业（农业2.0版）的发展思路，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创业领域强调对乡村地域资源的多样化利用和三产融合（农业3.0版）价值的开发、对智能化农业（农业4.0版）等多业态的采用。这是有着巨大利润预期的新经济空间，加之其作为新生事物的新颖性、先进性和科技性，对大学生、市民、归乡青年等群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为在一定的政策条件和产业环境下，部分青年愿意参与到新型经营主体的生成和发展之中，诸如生态农场、自媒体文创、新型合作经济、新型集体经济。其次，青年乡村创业行为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组成部分。部分青年能够捕捉到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势头，感受到当下和未来中长期城乡居民对乡村生态空间价值日益提升的需要，能够理性预期生态价值深化、生态资本深化和整全开发中巨量的经济效益空间，并且抓住产业链延伸和三产融合中的经济机遇。在政策引导和组织保障下，无论是大学生到乡，还是市民下乡、农民工返乡等，都可以顺势而为以各种方式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并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宏观政策的引领保障作用是青年乡村创业场域营造的制度保障

如果说乡村生态空间的综合价值及其变现在青年乡村创业场域营造过程发挥基础性作用，是“土壤”；那么，宏观政策则发挥着场域营造的制度性作用，是“气候”，包括引领、主导和保障作用。

其一，中央相关政策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引领、保障、助推青年乡村创业。青年乡村创业是乡村振兴的一个趋势性现象。乡村振兴需要充分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指出，深入开展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培养，支持青年返乡创业①。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有效激励机制，促进资源下乡，以乡情乡愁为纽带，通过投资兴业、创业等多种方式吸引青年投身乡村振兴事业。2023年，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提出组织农民在乡建设、倡导大学生到乡建设、动员能人回乡建设、吸引农民工返乡建设、引导企业家有序参与现代农业和乡村建设。此外，从中央到地方有更多的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和财政项目支持政策，以替代、补充或减缓城乡融合发展中“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失灵问题②。

其二，各地发挥能动性，对青年乡村创业进行有效孵化、提升和服务，这是场域营造得以落地并成长壮大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出台更为细化的地方性举措支持青年乡村创业，积极推动各种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包括路水电气等硬件基础及宽带网络等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另一方面，总结各地有益经验，形成政策举措。比如“新型职业农民”“新农人”等概念的提出，原本是早期一些社区支持农业式生态农场的青年创业探索经验，经总结提炼后以政策文件和新闻宣传形式在全社会推广。又如，在一些地方，三级党政组织对拔尖人才进行陪伴式服务，在陪伴中逐步拓宽政策涵盖面。再如，福建省屏南县政府出台《屏南县“一事一议”支持人才发展实施办法》，提出不唯学历看能力、不唯资历看理念的创新引才观念，同时成立工作专班为人才提供人性化服务和工作经费支持。

不同阶段的行动者是青年乡村创业场域营造的主体力量

青年乡村创业场域营造的主体是从事创业的青年群体。如果说乡村生态空间综合价值及其变现是基础性“土壤”，中央和地方政策是制度性“气候”，那么到乡大学生、下乡的市民、返乡的农民工等各类群体就是场域营造中的“种子”主体。青年“种子”在“土壤”“气候”等场域外力的影响下，得以不断地发芽、成长和成熟，并结出下一代“种子”，不同阶段的主体行动者具有三种类型。

一是创业起始阶段的先行者群体。先行者，是对新生事物有理念在行动的少数探索者。如文创产业的先行者中市民下乡者居多，能为“空心化”传统古村落找到以文创产业为抓手的乡村空间价值变现新方向。其思路是寻求新时代乡村发展方向，借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弥补乡村地缘劣势，发挥乡村文创、生态、教育等多元价值。

二是创业成长初期的采用者群体。先行者为新业态摸索方向之后，就到了对其认同并致力于践行落实的采用者阶段。所谓采用者，是新生事物成长初期的行动者，是积极跟随先行者的践行者。在场域营造过程中，如果先行者是主体行为的“点”，那么采用者就是“线”或多线连成的简单“面”。如生态农场的采用者大部分是到乡大学生，能在开拓的先行者引领下发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新方向。其以给市民提供健康食物为纽带，重建土地与人的链接、乡村和城市的链接；他们不只追求社保及工资待遇，还在意农场给予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尊严感，以及人际关系的友善感。一些生态农场的内部经营管理和外部链接体系搭建，大都由青年创业者具体运营。

三是创业成熟阶段的适应者群体。采用者阶段之后，就到了新城乡融合经济体系相对完善的适应者阶段。一个经济创新往往由先行者阶段的“点”作用，发展到采用者阶段的“线”作用，再发展到由适应者阶段发挥作用的相对普及的“面”上的推广阶段。此阶段“意味着发展已经不再创新在量上的扩展，而是整个体系的本质性转换”③，经济进入了新循环轨道。适应者包括前述生态农场产品定制的消费者群体和其经验扩张过程中的从众者群体，文创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享用者群体及其经验复制过程中的从众者群体，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村庄受惠者群体；等等。如今乡村新业态中的亲子教学研学、食农教育、租地种菜、乡村文创旅游业态等吸引的游客、线上互动的巨量粉丝、购买文创和生态产品的消费者，都是适应者的规模性表达。还有一些适应性行为以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或村民增收、安居乐业者居多。他们顺应村庄新势，凭借在村优势，开设日用百货店、普通小吃店，在路边摆摊，开出租，作为老村民以及回村者营造着归属感。适应者使得城乡融合发展“大有气候”。

总之，城乡融合发展“场域”的生成与发展，从创业者主体来看，需要有方向感、有思想的先行者，有认同感、有理想的积极采用者以及有归属感的社会适应者。

青年乡村创业需要陪伴式教育或培育的赋能

青年乡村创业场域营造机制的形成，其陪伴者是教育和培育的机构、资源或群体，这是培育“种子”过程中除了“土壤”“气候”之外又一重要要素——“养分”。青年乡村创业的重点是创造新供给、培育新业态，这离不开陪伴式教育或培育的赋能作用，好比养分对于种子滋养的重要作用。

从事乡村创业的青年需要接受“兴农本领”的教育或培育。青年乡村创业的地理资源演变基础、政策制度变迁保障、主体身心调适行为均是重要影响因素。在乡村创业，需要对场域中的所有要素及其关系发展进行理解和把握，因为思路决定出路，人是最能动、最积极、最关键的场域营造要素。如何把握乡村价值变现的新发展方向、如何具有开创者的问题意识以及日常工作中的行动力？如何领会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并从中受惠，如何在创业中处理好与广大农民群体及其他多元参与主体的关系，如何学习采用新技术和其他实操科技，如何从点滴生产生活行为中实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从政策、理念、技术、文化、社会、生态、组织等的发展规律方面实现教育供给，进行启智增能，这是一种新趋势。

青年乡村创业者需要厚植“爱农情怀”。这是一种提升生命品质的体验式教育过程，青年在实践中学思践悟。我国的一种教育或培育理念是“向内求”的“修己之学”，是在与社会、与他人、与自然相处之中反观自身、知行合一、推己及人。这样的方法之教学，在乡村创业过程中处理复杂关系冲突很有效。人们在创业过程中并不都是追求经济效益，创业的过程也是自觉地将个体生命重新嵌入自然生态、嵌入人际环境、嵌入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乡村创业者从耕读传家、治家治心的内外关系中重构自己的身心关系、家庭或人际关系、生产生活与土地自然的良性链接关系。这样，乡村创业者就是在进行一项丰富生命体验的事业，在此过程中被赋能或自我赋能，成为全面发展的“生态人”“社会人”和“文化人”。他们因学思践悟所得的生命状态对忙碌奔波、身心疲倦的“经济人”而言，是一种可变现的极珍贵的文化资本。这需要伴随创业的各类教育或培育来强化。

教育或培育作为陪伴资源赋能青年乡村创业者已有显著效果。比如，实施高素质农民计划和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为的是培育一批“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新农人”，“政府+高校+企业”的产学研结合在培训内容、方法方面作了很好的尝试。此外，现在全国很多省份也都开展了农民工技能培训、乡村医生队伍培育工程等。

青年乡村创业场域营造的主要问题及其优化举措

青年乡村创业场域营造机制问题，既有“土壤”“气候”“种子”“养分”等要素的问题，也有在其关系调适中的失配错配问题。

其一，关于乡村生态空间的组织化问题及其优化。乡村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要素产权分割散落在细碎化小农户手中，难以形成组织化的产业要素。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如果基本数据分割散落缺乏系统化，就无法形成场景应用模型支撑创新业态发展升级。建议以新型集体经济为基础载体，集成农户组织、产权要素、数字化及合作金融的综合性平台，形成县域三级集体经济联合体，将乡村生态资源要素和乡村产业组织起来，形成多类型青年创新创业组织化的场域营造基础。

其二，关于激活城乡要素流动的相关政策制度生效问题及其优化。青年创业业态需要形成覆盖县域的产权要素交易平台，打破城乡要素壁垒，激活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产权要素流动。在这方面，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德阳公司等作出了尝试，其在农村宅基地20年使用权的保障上为市民下乡安居提供稳定性、安全性。市民下乡能够带动村庄产业发展，激活城乡之间的要素循环和乡村价值变现能力。问题在于基层政府要实事求是地强化组织领导、坚持规划引领、坚守政策底线，从而保障农村诸多要素流通安全进行、有章可循，营造好相关政策的生效场域。

其三，关于青年乡村创业者主体本身乃至教育问题及其优化。面对先行者、采用者人才紧缺而适应者人才较多问题，技能型培训过度而优质文化培育难有成效问题，还需要涉农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系统采取措施，这是青年乡村创业的前置保障。目前一些高校进行尝试性改革，在本科生阶段注重通识教育，注重全过程、全方位优化；成立国学院，注重“立德、立言、立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进行耕读劳动教育、农村认知教育等各种探索，在乡村实践中收获理论创新，从而不断培养知行合一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博导；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陈冬梅、硕士研究生杨舒情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研究”（项目编号：21ZDA058）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国政府网，2017年4月13日。

②周黎安：《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

③[日]祖田修著、张玉林译：《农学原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