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中的春节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春节，数千年来沉淀了浓浓的中华文化，每个中国人都浸润其中，感受团聚的欢快，接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熏陶；周而复始的春节像“加油站”一般，给每个人定时注入新的能量，朝气蓬勃投入到新一年的奋斗之中，促使大家始终以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姿态向前迈进。春节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标识”，融入在血液之中，中国人走到哪里就会把春节带到哪里，有中国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春节。2023年12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春节成为了具有世界性的节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得到了确认。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也对做好春节的传承和弘扬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对春节在当下的承续问题作出学理性的思考，其中如何看待春节在时代变迁中的变与不变，就是问题之一。

春节的主题与内涵

春节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最大的节日？首要原因就在于其处于“辞旧迎新”这个特殊时间节点。虽然中国在汉代以前改朝换代都有“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①的做法，如《尔雅·释天》中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夏历以正月的朔日为岁首，称为“夏正建②寅”；殷历以十二月的朔日为岁首，称为“殷正建丑”；周历以十一月的朔日为岁首，称为“周正建子”；秦代以颛顼历十月的朔日为岁首，称为“秦正建亥”。但从甲骨文、《尚书》《诗经》等文献来看，岁首前后都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其核心是围绕“年”展开。“年”字出现在甲骨文中，从禾从人（个别从黍从人），《说文解字·禾部》解释：“年，谷熟也。”正如董作宾先生所说：“卜辞秊字用途有二；一是求年，一是受年。……求年，就是后世‘祈谷’之祭。受年，受黍年，就是年谷丰登之意。……到了周代才把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而年字始含有岁、祀之意。”③

由此可见，这一特殊时间节点能孕育、演化为一个重要的节日，根源在于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据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在新石器时期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原始农业，如早在一万年左右的浙江上山文化遗址中出现了人工栽培的水稻；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就出土了大量交相叠压的稻谷、稻秆、稻叶、谷壳，厚度一般在20-50厘米之间，最厚处堆积达1米以上。从堆积的面积和厚度折算，稻谷总量在百吨以上④。据专家鉴定，主要是人工栽培的稻谷，其中混杂着少量采集来的野生稻谷，人工栽培的稻谷有籼稻和粳稻之分。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河姆渡人的水稻种植，已经脱离初期的零星播种进入原始农业规模种植阶段；稻谷已经成为河姆渡人的主食，早期人类一直赖以生存的采集和渔猎已降到辅助的地位。学界一般认为至迟到殷商后期，我国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已经转向农耕生产，进入了农耕社会。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农业生产主要是“靠天吃饭”，当时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相信自然气候都是由神灵掌控的，于是就出现了农作物收割后祭祀神灵的活动，用新收获的粮食祭祀护佑农业生产的各种神灵，同时祈求在新的一年继续得到神灵的护佑，于是逐渐出现了“春节”的雏形。

自西周以来确立的宗法家族制度助推了春节主题的完善。宗法家族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中心，同居共财，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家族群体，有的十几人，有的达数千人。为了维系家族内部的和谐关系，确保家族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人伦原则，高达观称之为宗法精神：“此种精神规定于制度，见之于诗书，深入人心，积成习惯。举凡中国人民，自孩提以至老死，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居家、行事，无一不受宗法精神之支配，其影响于一般人之日常生活，应可想见。此种宗法精神，为万世不易之国是，顺之者生，逆之者死，融合凝固，以铸成中国家族社会之特性。所以中国家族社会之形式，虽时代更替不无变迁，独宗法精神自周初以迄近代，独一贯相传。”⑤宗法家族中的“团圆”理想充实了春节的核心内涵。

当然，春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年）颁布的《太初历》才明确规定下来。

因为春节源于农耕生产和宗法家族，所以最主要的主题是感恩、庆贺和祈福。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感恩在过去一年神灵、祖先和所有人的帮助，庆贺农作物的丰收和家人的平安，期盼来年五谷丰登、家人健康幸福。

为了表达这三个主题，逐渐形成了各种仪式活动。如以祭祀天地祖先、谢年、拜年走亲戚等表示感恩，以穿新衣、吃团圆饭、舞龙舞狮等表示庆贺，以祭祖、接财神、压岁钱、社火等表示祈福。可以说春节所有的仪式活动均是因主题表达的需要而逐渐产生和丰富的。

春节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从上述春节的主题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春节三大主题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如：在表达感恩方面，祭祀活动虽然比以前少了，但在很多地方仍有存在，如吃年夜饭之前，举行祭祀天地诸神和祖先的活动，在庭院中或家门口，摆放一张天地桌，上面供奉“天地三界十八佛诸神”神马、福禄寿三星画像等，摆上供品，然后烧香点烛，请诸神享受供品过年；同时也要祭祖，请祖先吃年夜饭。拜年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正月期间无论乡村还是城市拎着礼物拜年的人群络绎不绝，虽然有些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到亲戚朋友家中拜年，但也会通过电话、短信、微信远距离拜年。

在庆贺方面，从家庭到社区都有许多民俗活动。家庭团圆、阖家吃年夜饭是一种家庭的庆贺。每到春节，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朝向一个目标——家（老家）汇聚，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中国人回家的步伐。春运期间，城乡之间几十亿次的人口大移动，构成了世界上罕见的景观，赶回家吃上年夜饭是每个中国人的心愿。而社区性的庆贺活动，如社火、灯彩等，这些年可以说红红火火，虽然大多是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但也有不少是民众自发组织参与的。

在祈福方面，民俗活动更为丰富。如在福建沿海一带，团圆饭后家家户户在大门外堆起一堆柴草，中间夹放有刺的荆棘和绿叶，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也有的人家取牡蛎壳、杂樟木、竹节等焚烧，人们边放炮仗，边从火堆上跳过去。在闽南方言中，“火”与“福”谐音，传说跳过火堆，便能消祸得福。

年夜饭的菜肴也大多与祈福相关。如广东地区年夜饭往往要吃发菜汤，意为“发财”。北方人除夕夜要吃饺子，称作“元宝汤”。尤其是各地盛行年夜饭要有剩余，寓意年年有余。春节期间各地招待客人的食品点心，也往往包含祈福的意义，如花生又称“长生果”，祝愿健康长寿、多寿多福；甘蔗喻示新年生活节节高、家道兴旺等。

正月初四或初五“接财神”，是各地较为普遍的习俗。相传这天是财神生日，备好祭牲、糕果、香烛等物，鸣锣击鼓焚香礼拜，恭请财神到家，喻示新的一年财源滚滚。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拜财神，对于年轻人来说，财神文化不仅是一种信仰和追求，更代表着文化认同。

种种现象表明，目前春节的三大主题总体上并没有“变”。春节前后出现“年味淡了”的话题，其实是由于在主题之上的某些仪式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仪式活动直接呈现在生活之中，给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没有了鞭炮声、社火表演，人们难免会觉得不热闹，没有了磕头跪拜，人们难免觉得拜年失去了仪式感，所以才会产生年味淡了的感叹。与传统春节相比，的确有不少民俗仪式活动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乃至消亡，具体表现为：

一是春节的传统仪式、民俗活动，有的消失了，有的缩减了。比如，饮椒柏酒、屠苏酒，佩戴却鬼丸、烧松盆、照田财、封井、祭床神、画米囤、迎喜神、爆孛娄、走三桥等都已经基本消失。尤其是一些既具信仰因素又可活跃氛围的活动，如爆孛娄、接坑三姑娘等的消失以及禁放烟花爆竹，对年味确实有较大的影响。春节仪式活动的减少，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春节的仪式感。

二是春节仪式活动的时间被打乱了。春节一般从腊月二十三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有些地区到二月初二“龙抬头”），主要包括节前准备、过节、节后三部分，几乎每天都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尽管各地略有差异，但都有一套基本固定的时间程序，然而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改变而被打乱。秩序打乱后，仪式感也就逐渐消失。

从以上的情况看，春节的变与不变都是客观存在，正是因为春节有始终“不变”的主题，才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同时也正是因为其应时而“变”、与时俱进，才能几千年来传承不衰。春节的“不变”是因为它是在农耕文明、宗法家族制度下形成的，感恩、庆贺、祈福的情感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之中。虽然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跨越了农业社会，进入了信息化社会，宗法家族制度也已消失，但上述三个主题已经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乃至集体无意识，潜藏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人们的精神需求。

春节的变是由其属性所决定的。春节本质上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一。而生活方式会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事实上，我们回溯春节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在变化的过程之中，如张贴门神、年画的习俗，从最初画在门上，到南北朝时期画在桃木板（仙木，桃符）上，到宋代出现木版年画，再到上世纪90年代出现机器印刷的年画。1949年后，城镇中的公房因为只有一扇大门，没有办法张贴一对门神，其习俗也就逐渐衰微了。

春节属于民俗文化。民俗具有生活与文化的双重属性，表现为外在的生活方式和内在的文化意蕴。尽管有些外在仪式发生了变化，但文化意蕴并未改变，如压岁钱，最初是不能使用的吉祥钱，明代以后以正式钱币作为压岁钱，近年来微信红包压岁钱逐渐流行，虽然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长辈祝福小辈健康成长的文化意蕴没有变化；又如亲友之间相互拜年是春节的传统，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节奏加快、通讯及网络的普及，出现了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微信拜年等远程拜年的形式，这在文化意蕴上也没有区别。所以说，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变是绝对的、必然的，但变的只是部分形式，变的过程往往是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是民众的自发选择，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春节的主题（内核）始终未变，因为春节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呈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态度。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注释】

①[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0年，第2196页。

②所谓“建”，指“斗建”，即以北斗斗柄所指的十二地支方位建立十二个月。

③董作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④参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⑤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特性》，北京：中华书局，1946年1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