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时代的并行作战

●由小规模粗放式简单并行，走向大规模精细化自适应并行——

智能化时代的并行作战

引 言

并行作业作为一种提高工作效率的基本途径，经常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军事领域，多种作战行动同步展开、同时打击多个目标等并行作战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制胜理念。智能化时代，作战空间更加拓展、作战手段更加丰富、作战分工更加细致、指挥控制能力大大提升，为组织实施大规模复杂并行作战创造了条件，并行作战在智能化战争中将焕发新的活力、释放更大威力。

并行作战的提质升级支撑联合作战不断发展演进

在军事领域，并行作战是提升作战效率的有效手段。例如，将作战流程划分为作战准备和作战实施两大阶段，上级通过下达预先号令，让部队提前转入临战状态，这样简单的并行处理可以整体提升部队的反应速度。随着作战形态的演变，特别是进入联合作战时代，并行作战日益复杂并提质升级，推动联合作战水平持续发展提升。

并行作战层次由战略级向战役级延伸。二战中，德国闪击苏联，德军北、中、南3个集团军群分别从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三大方向同步发起进攻，是典型的战略级并行作战。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并行实施超地平线登陆、大纵深机降和武装伞降、地面推进越点突击、特种作战定点清除等一系列战役行动，便是典型的战役级并行作战，其大大加快了战争进程。

并行作战颗粒度由概略化向精细化发展。二战，美军在太平洋夺岛作战时，为协调舰炮和航空兵火力，将目标岛屿划分为上百个区域并逐一编号，舰炮和飞机按预先分配编号区域实施粗放式并行火力突击。越南战争，美空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联合实施轰炸，为便于空域管理和指挥控制，两个军种仍通过划区方式分别轰炸各自负责区内目标。海湾战争，美军首次成立统一的空中作战中心，统筹运用各军种的航空兵，改变了“分区包干”的并行作战方式，精细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

并行作战由打击军事目标向同时打击军民目标转变。美军的“五环目标理论”，将目标分为指挥控制环、生产设施环、基础设施环、民众心理环、野战部队环，改变了传统由外而里、由远及近的层层递进式打击方式，强调运用多种手段并行打击对手全纵深内目标，以此加快作战进程。美军的战略瘫痪论、快速决定性作战等理论，都把并行打击对手军事与民用战略目标作为重要制胜途径。

并行作战组织实施由简单向复杂发展。并行作战在为对手制造多重困境的同时，也会给自身带来复杂性的挑战。例如，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多军种并行作战，易造成时域频域空域冲突，对指挥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说，联合作战的发展史，就是不断解决各军种并行作战日趋复杂带来的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并行作战能力水平的过程。

智能化时代并行作战将呈现大规模精细化自适应特点

智能化时代，多种因素交织将进一步放大并行作战的复杂度。一是跨域并行作战样式增多。随着战场空间的持续拓展，各作战域之间联动更加紧密，出现了诸如空中平台引导海军导弹打击陆上目标等一系列跨域行动，太空、网络等新域行动与陆、海、空等传统作战域行动并行日趋常态化，相隔成百上千公里不同作战域不同功能的作战平台，实施大空间跨度的并行作战逐步成为现实。二是参与并行作战的平台数量增多。功能集中、成本高昂的大型平台发展日益受限，大量中小型廉价无人平台投入战场，参与并行作战的平台数量规模持续扩张，数据链终端数量将呈现爆发式增长。三是并行作战的颗粒度变小。在分布式作战的推动下，作战平台与自身载荷功能解耦，将自身侦察、打击、指控等载荷释放出来，并进入统一的作战资源池，某一平台的载荷随时可根据作战需要与其他平台的载荷动态构成杀伤链，联合作战协同层次由平台级细化下沉至载荷级，导致并行作战中需要指挥控制的节点数量成倍增加。

未来作战中，可根据打击目标特性，在分布式的作战资源池中优选组合各种功能节点，临机动态调整并行方式，形成“多目标—多传感器—多射手”的多杀伤链并行打击模式，将并行作战由小规模粗放式简单并行的初级阶段，推向大规模精细化自适应并行的高级阶段，以更加显著的体系涌现效应产生更强战斗力。由于作战体系中的节点数量规模成倍提升，大量节点并行运作带来的组合爆炸，对指挥控制将构成极大挑战，复杂程度远超当前人类技术水平处理能力极限。智能化时代，组织实施大规模精细化自适应并行作战，仅靠人工作业将难以完成，“人类指挥、机器控制”的人机协作指挥控制方式或将成为最优解。

智能化时代并行作战要求将“伪串行”优化为“真并行”

根据并行计算理论，一项任务中只要有5%的内容不能分解成可并行的子任务，则无论同时使用多少算力，其效率提升都不会超过原来的20倍。因此，尽可能地将作战活动分解成可并行的子活动，是提升并行作战能力水平的关键。作战活动中，有的串行关系是无法改变的“真串行”。例如：两种活动顺次发生存在信息依存关系，如上级不下达命令，部队就不能擅自行动；两种活动顺次发生存在资源依存关系，如战机不加油，就不能升空等。然而，作战活动中也存在着大量“伪串行”，可在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支撑下，通过优化设计指挥流程和行动流程将其变成“真并行”。以空中打击为例，美军在海湾战争时，飞机出发前要通过软盘传送打击目标信息，伊拉克战争中则是在战机升空后再接收打击目标信息，战机升空与目标确认两种活动的并行，显著增强了作战的灵活性快速性。智能化时代的并行作战要求通过“内部挖潜”，最大限度地找出这些隐藏的“伪串行”并优化为“真并行”，不断提升各类作战活动的并行程度。

例如，以并行作战理念优化杀伤链。闭合时间是衡量杀伤链优劣的关键指标。按照串行思路优化杀伤链，是通过压缩杀伤链每一个环节时间来缩短总时间，如高超声速导弹可以缩短打击环节时间。而按照并行思路，把杀伤链各环节中的“伪串行”环节找出来，运用新的技术战术手段，对其进行并行处理，可进一步大幅缩短闭合时间。如通常情况下，导弹在注入目指信息前不能发射，导弹飞行时间是杀伤链闭合时间结构中不可压缩的部分。而运用相关技术，配合作战流程的优化，可在发射后再实时注入目指信息，实现边发射导弹、边定位目标的并行打击模式，从而将一大段导弹飞行时间“剔除”出杀伤链闭合时间，而且打击距离越远，效果提升越明显。

再例如，以并行作战理念优化指挥流程。传统意义上的指挥控制模式，其实质是运用并行作业思路，使下级尽量摆脱对上级指挥的信息依赖，从而提升指挥效率。运用智能化手段，改变传统计划方式，打破时空限制，可以将指挥流程中的“伪串行”活动找出来进行并行优化，最大限度地将分级串行作业转变为多级并行同步作业，使各级“OODA”循环周期并行运转，分散部署的各级各类指挥机构密切协作、同步计划，从而进一步缩短决策周期、赢得决策优势。